摘 要： 近代著名来台西人史温侯花费长达十六年的时间，对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台湾地物风貌、动植物特产及原住民群落进行了深入考察和记录，在为后来者提供丰富的研究记录和文献资料的同时，也将中国宝岛介绍给了西方社会。因此，他所构建的台湾印象，对其他赴台西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时西方对台湾印象的真实缩影，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史温侯； 近代西人； 台湾； 鸟类； 原住民

中图分类号： K29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7）05-0078-06

史温侯（Robert Swinhoe，1836-1877）（1）1836年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8岁便进入英国驻华外交团，承担赴华任务。与传统英国外交官不同的是，史温侯有着双重身份。首先，他是英国首任驻台外交官（1861年7月至1866年3月在任），为英国势力在台湾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另外，他还是一名优秀多产的博物学家，发现、记录了多种台湾生物，尤其是在鸟类的探索方面颇有建树。

1875年英国动物学会主席施克雷特（P. L. Sclater）评价史温侯是“最努力，也是成就最高的“探险型”博物学家之一”。（2）5

当代台湾史研究学者陈政三对对史温侯的评价是：“一个为时41年又2个月的生命，能成就之事大体不会太多，但总有少数人相当突出，在各行各业散发光芒，或许生前默默无闻，但死后百余年仍被记忆，仍被歌颂。晚清时期，英国派驻大清的史温侯恰是这样的人物。”（2）116

史温侯多次来台，具有较为丰富的西人“台湾经验”，因此其对台印象是近代西人对台印象的典型。同时，特殊的双重身份使得史温侯的观点对后来西人的“台湾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双面人生——史温侯的个人经历

史温侯可能是最早从事“台湾史”研究的学者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他多次赴台学习和考察，对台湾的地理生态了解颇多；（2）他发表出版了大量涉台论文和著作，这些文献对近代台湾风貌的呈现有着重要的文献学意义。

1861年史温侯第一次前往台湾。是年7月，他被派往台湾府；第二年，又前往大汉溪上游的泰雅族部落探险，同年五月离台返回伦敦养病。这是他的首次台湾之旅，主要对台湾原住民及台湾鸟类进行了考察。

1864年回到淡水后，史温侯赴澎湖及其南部搜寻茶船Netherby失事事件，接触到了位于恒春的排湾族。9月，他因身体不适返回打狗休养，暂住在英商宝顺洋行的集装船三叶号上。次年2月史温侯升任英国驻台领事，5月才前往处天利行。在这段时间里，史温侯被困在狭小的商船空间上，无法游历台湾，只能以学术写作为生。获准登陆后，他很快开始了在台探险。1866年初，他先后探访荖浓溪、六龟等地。

离台后，史温侯先后在厦门、宁波、烟台任职。有趣的是，在1868年12月至1869年6月间，史温侯忙里偷闲，两度以台湾领事的名义来台处理“樟脑战争”（3）。

1873年，史温侯返英疗养，居住在伦敦市中心西南方的卡莱丽广场33号，四年后因癌症病逝。晚年史温侯并未因远离台湾而对其失去兴趣，相反，他参与了一系列对台研究。如1873年他帮助美国博物学家史帝瑞（Joseph Steere）鉴别其从台带回的鸟类标本；1877年，他在伦敦万国博览会上开设福尔摩沙展览，展示了大量采集而来的台湾原住民器物及鸟兽标本。

从1859年起，史温侯不断地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台湾鸟类的研究，另一部分则是对大陆及日本地区动物情况的研究。

1859年，史温侯在皇家亚洲学会北华上海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一口气发表了三篇文章：《福尔摩沙岛纪行》、《福尔摩沙岛上发现的七种新鸟类》、《中国小云雀》。

1861年，他重点考察了台湾山区的鹿类，并发表了《论日本与台湾鹿类》及《史温侯对台湾鹿类的研究》两篇论文。

1862年，他整理了先前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论福尔摩沙岛哺乳动物》。而后的一段时间内，史温侯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台湾人种学、动物学方面，发表了《福尔摩沙鸟学》（系列文章三篇、《福尔摩沙爬虫类及一种鱼类》）。

1863年下半年，他在《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上发表了其台湾研究的主要著作《福尔摩沙笔记》，对近代台湾的茶叶、硫磺、樟脑、木材、石油等进行了介绍。

从1864年起，史温侯将对台考察的重点放在了对台地鸟类的考察上，主要发表了《国姓爷刺鼠》、《福尔摩沙博物史随笔》等文。而在他最后停留台湾的时间，他在考察台湾原住民的同时，还对此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发表了《福尔摩沙再记》等文。

此外，在史温侯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还多次参加各类研讨会，被选为伦敦动物学学会终身会员（1862）、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863）、伦敦国王学院荣誉会员（1863）、人种学学会会员（1864）。

而史温侯在自己的本职工作方面，似乎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台湾学界对其处理樟脑战争的态度颇有微辞：

他在业余的“研究鸟兽”费尽心力，但本职的“外交工作”能推就推，有点本末倒置。依据1868年10月29日英公使阿礼国（R. Alcock）照會总署恭亲王函，可知史温侯系在该日之前，即奉命前往台湾处理日渐升高的紧张局势；换句话说，是在11月25日发生“炮击事件”之前近一个月。他不火速赴台处理，却慢条斯理地于12月11日方抵打狗，又拒绝接管善后事宜，反纵容火爆的驻台署领事吉布斯（John Gibson）继续处理，自己却利用时间写了评论科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台湾行与自己赴张家口之旅的2篇文章，并于1869年1月中旬从打狗分别寄出，不愿涉入争端的“不粘锅”心态可见。（2）3-4

因此，对史温侯的评价无疑具有典型的两面性。

二、台地寻踪——史温侯眼中的台湾

史温侯对台湾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地理考察、动物考察、原住民考察三方面。也正是基于这三方面，他构建起了自身的台湾印象，并因此影响了一批后来的赴台西人。

（一）史温侯对台湾的地理考察

1863年6月12日，他乘坐刚强号来到打狗，当时打狗港规模不大，但可轻松容纳中等水量的船舶停靠，北有猴山，南有旗后半岛，港外波浪滔天，港内则风平浪静，这本应是一幅商贾云集的景象，但史温侯所见却与此不同：

港内有艘集货船，岸上则有座仓库，属同一洋行所有。听说贸易很萧条，虽有些蔗糖，但价格昂贵，连白米也比大陆的贵......沙滩晒着许多小白鱼，晒干后装在袋裹用舢舨运走。走过停靠几艘舢板的旗后大村庄，巷道呈之字形，家家户户屋外围着篱笆状的刺柏或其他灌木矮树，男人都外出工作，妇女则坐在屋旁大榕树树荫下做女红。（4）147

究其原因，史温侯来台期间，正是美商势力逐渐退出、英商势力暂未进入台湾的空窗期，贸易水平发展速度较慢，因此呈现出此番景象。同一时期的基隆也在这种处境之中。八天后，刚强号进入基隆港下锚，史温侯看见“某处五个几乎全裸的矿工手持鹤嘴锄挖煤，将挖出的煤炭装在可容一担（5）的长方形竹筐中，置于方块上，拖过滴水、泥泞的坑道，再背到市场贩售” （2）。基隆煤的特点是沥青含量较高，因此史温侯建议，将基隆的煤与威尔士的煤混合使用，效果将更佳。（4）148

在淡水停留后，史温侯还南下台南，记载下了台湾府城的面貌并拜访了台南府衙，当时的道台孔昭慈（6）、台湾知府洪毓琛（7）及知县王衢（8）接见了他：

我们兴冲冲地进了城，来到约1里远的道署，然而却被官吏告知在署外等候。不多时，忽听众人高喊道台来了，三名有金纽扣的汉人骑马进入大门，为首那位向水兵点头致意，我初以为是替大官开路的骑兵，并未特别留意；后来有人说当头骑小马的就是道台，听了十分惊讶，竟不叫人开道，自己骑马就来。（4）151-152

史温侯主要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海难漂民的情况，孔昭慈回答说：

他说最近从福州来，尚未听过洋人遇难之事。他还没见过高山族，但知道他们是食人族，任何外人落到其手中，一定遭杀害，两位“多马先生”料必早被吃掉，绝不会留下来当奴隶；即时仍遭留基隆附近的硫磺矿区，也无法赎回，因为生番不知金钱的价值，除非住那里的是熟番。他认为以1000银元救赎一个人。（4）151-152

史温侯的描述说明了两个事实。首先，当时的台湾经济凋敝、社会生产力较低，这导致其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其次，官府对西人的态度似乎不冷不热，对他们的诉求推诿再三。这也是当时中国对西方人所采取的普遍态度。

（二）史温侯对台湾动物的考察

史温侯主要考察台湾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在其1863年发表的三篇《福尔摩沙鸟学》中，他列举了多达201种台湾鸟类，其中有种台湾独有鸟类，非常具有代表性，亦被称为“台湾鸟类发现史的奠基巨著”（2）129。

因此，史温候对台湾动物，尤其是台湾鸟类的突出贡献，不仅被台湾民众所铭记，且得到了国际动物学界的广泛认可。1877年，伦敦万国博览会特意为其设置台湾专栏，用以展出台湾地区新的动植物发现（9）152，这其中大多数动物均是史温候发现的。

（三）史温候眼中的台湾原住民形象

史温候在台期间除了对台湾动物进行考察，还极为关注原住民的生存情况。甘为霖牧师对史温候的原住民探索评价很高：

他是自从1771年贝尼奥斯基伯爵（Count de Benyowsky）（10）访台后，第一个和原住民接触的欧洲人；而且他叙述了包括新港社人、南部山区排湾族、北部山区奎辉社、东北部山区太鲁阁族，以及东北平原葛玛兰族的某些有意思的实况，增加我们对原住民的了解。（11）551

这一方面是因其三次台湾旅行均前往了不同的原住民村落，另一方面则是其学者的灵敏嗅觉所致。他的第一个考察对象是位于台湾北部的泰雅族，他被奎辉地区（12）的独特风情吸引住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很简陋，对西人的物品充满着好奇：

那是一座矗立山间、孤零零的长形泥石茅屋，盖得极简陋，里面隔成两个房间，第一间摆设一张脏桌子，旁边生着炉火；第二间只有一张又脏又旧的床铺。直来直往的汉人通事，一把将我们拉进内室，里面已有几位汉人，另有两位土著坐在床沿，好奇怪的聚会。土著看见我们，很惊讶的站起来，瞪视我们，但未露出害怕的表情。通事告诉他们，来者与土著一样，也是番，是来拜访他们的。土著再度坐下，一边打量我们，一边互换烟斗。他们表示很欣赏我们的枪，要大家到外头比划……我瞄准靶心开枪，怪怪，弹片布满靶子，但就是没有一颗命中靶心！这让土著吓了一跳，倒不是因为我的枪法，而是冲着这把后膛装弹式的来复枪。（13）47-48

当时泰雅族使用的武器十分原始，仅有铁刀、长矛、弓箭等，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有火绳枪，因此史温候所用的夏普来复枪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泰雅族人与太鲁阁族人所使用的纹饰较为接近：

当男性进入青年期，砍获敌人的脑袋，就有娶妻的资格，此时可在下巴刺上八条方形頣纹，那位长相好看的16岁小伙子，头发中分、后梳，用一串贝珠绑在背后，头上还佩戴饰环，由于无頣纹，我问他是否是女孩，他听了暴跳如雷，不断用手掌猛拍后脑袋，以示泄恨。已婚的妇女在双耳到嘴唇之间刺上颊纹，先是三条简单的线组成的一道，再来四条连到嘴角处，最下方四条连到下巴，中间各刺上一排X形图案。（13）48-49

番地恶劣的卫生情况在近代赴台西人的著作中已不止一次地被提及，因此史溫候所见亦不例外：

男的蹲在桌子四周抽烟、聊天；女的在墙角蹲成一排，照顾吊在胸前脏围布里的婴儿。不论男女，都显得很脏。男人的手脚涂抹上鹿血，用以防止荆棘的划伤。由于天气很热，他们极其自然地脱掉下体兜裆布，完全无视妇女在场。男女都佩戴切割成长方形的白贝项链，有的则另挂上蓝、红、黄色的贝珠颈饰，或佩上金穗饰物；也都在耳洞穿上半寸厚的短木，耳垂挂着白贝珠与三角形贝片组成的垂饰，一位漂亮的姑娘别出心裁，穿耳的树枝前面还飘着金穗。除此之外，男人斜背肩袋、随身带着草囊、火绳枪、铁刀等。（13）50

而史温候则采用以物换物的方式收集了诸多泰雅族的生活用具及服饰配件等：

最漂亮的少女中意我的丝腰带，我取下绑在她的腰际作为礼物，族人大笑、评论之际，她为自己的任性而脸红害羞。在族人的羡慕眼光下，她走了好一阵子台步，然后去河边清洗腰带，吊起晒晾。少女出示两条自织的杂色腰带，要我选择一条，作为回报。汉人笑我单纯，居然把值五元的丝带换取才几百钱的东西。稍后，所到之处，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我干的这件“傻事”。（13）50-51

事实上，从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史温侯所保留的泰雅女性腰带的价值要远远“高”出他的丝腰带。且他对泰雅族女人赞赏有佳，这也许亦是其做出这类“傻事”的原因：

她们行为端庄、任劳任怨，是好妻子，但更像是奴隶，负担家庭内外所有的劳动，因此十多岁貌美如花，不满三十即已满脸皱纹，犹如老妇，不过依然亲切、谦逊、善待陌生人。而且她们是最好的通行证，有其陪伴，探险山区才能确保我人头还在。（13）52

史温候第二个前往的是位于排湾的鲁凯族。这个位于台湾最南部的原住民族有着独特的民族服饰装扮：

史温候遇到的恒春排湾男人发式就像汉人，虽也剃头辫发，但仍不忘戴上喜欢的花花草草头饰。他们上身穿着传统无袖马甲，但用的衣扣已是汉式。为了不妨碍射箭扳拉弓弦，下身裤裙开口在右侧。衣物颜色以蓝色、紫色、淡褐色为主。右肩侧背白练带至左边，再以红玉髓珠串吊掛小包裹。铁刀收于单框刀鞘内，插在腰后衣带。有的还持长矛，或弓箭，箭尾无羽毛。（2）109

他们的纹身与泰雅族有着明显不同：

排灣人称纹身为“Butsik”，男性刺在胸前、背后、手臂及小腿上；女性只在手腕、手背刺青；不过没有纹面习俗。而且限于贵族才可纹身，或是用纳贡的方式，买得可以刺上非属贵族专利的某些纹饰权利。史温侯见到的排湾人显然是买不起纹身权利的平民佃农。（2）110

他们的生活及饮食方式也被史温侯记录了下来：

他们拥有耕田的水牛，住在靠山洞的穴式屋内，男的蓄长发，偶用头巾包头；除了神父见到的两位酋长儿子穿着华服外，其他男人全赤身裸体，女的则只在下体围上苧麻布。他们喝汉人供应的米酒，也就是欧洲人熟知的“三酒”（14）。

土著们先以竹杯承酒，用右手食指、中指沾酒朝三个方向弹沥，再敬在场人士，最后自己才喝。这种喝前弹沥仪式，见诸许多其他原住民族群，有祭天敬祖之意。除了酒，排湾人用苧麻布、草席、鹿角等山产，与汉人交换所需之物。（2）97

关于排湾原住民，还有一个传说。即荷兰士兵后裔之谜。史温侯在其发表的《福尔摩沙人种学笔记》一文中指出，当地“城内有一些荷兰人与黑鬼的坟墓，不过找不到墓碑加以佐证，一位猴山的英国藉船长告诉我，台湾府北方住着一群使用罗马字母，自称为荷兰后裔的族群”（15）7。这引起了史温侯的极大兴趣，此时他遇见的一名自称是红毛后裔的汉人军官提供了他很多线索：

他说他的祖先是个荷兰红毛人（a red-haired man Dutchman），是在国姓爷郑成功攻占台湾之后留下的三千荷兰兵之一，大家都剃光了头，宣誓效忠大明。军官还说，他住的新港社主要就是由这些荷兰红毛兵的后代组成。而位于北门外往北十英里处，村民仍保存荷兰祖先的衣物与文件。他还说新港社北方与南方各有一个类似村庄，住着同样的红毛后裔，其他族人则与汉人通婚，已经散居不同的地方了。（15）8

而这最直接的证据便是著名的“新港文书”。令史温侯失望的是，“新港文书中虽有些荷兰字母，但书写却杂乱无章，文件间无任何顺序可言，显然是由不知其用途的人所抄录下来的。来者没有人能够读出任何文件，只有偶尔念出一个荷兰单字或其中的数字而已。荷兰驻厦门领事葛瑞杰（De Grjis）曾尝试解读这些文件，但终归失败”（15）9，此事因此不了了之。颇得史温侯赏识的美国博物学家史帝瑞对此却另有解释：“我推测，中国关于福尔摩沙的官方记载，一定有提及这类的文书，毕竟它们通用的时间很长，而且，与平埔族有关的法庭审判及商业交易，也一定会知道它们才对。”（16）124

至今，台湾学界对新港文书的内容仍未达成共识。但史温侯对荷兰遗民的关注则从侧面反映出其使原住民与西人间产生交集的渴望。

三、青史留名——史温侯在台成果

史温侯虽在台时间不多，但两个特殊的方面使得其拥有较好的“看台湾”的条件。其一是他的外交官身份，这个特殊的身份不仅提供了其深入各海岛、番社地区考察调研的机会，且确保了他在台游历期间的人身安全；其二则是他动物学者的敏锐直觉，学者的学术素养使得他能搜集诸多在别人看来司空见惯之物，并挖掘它们的学术价值、寻找其历史文化意义。因此，史温侯取得了其他赴台西人较难取得的多方面成果。

首先，史温侯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台湾自然风貌。通过史温侯的诸多记叙，今人不仅可知高雄、淡水等城市、港口的位置及特点，且对一些偏远的台地岛屿也能有所了解，如他曾“投注大量时间、银两，雇佣大批猎人、标本制作工人，尽可能广收本地鸟类标本，并搭盖了一座鸟园”（15）19，以便考察位于基隆与苏澳间的龟山岛：

史温侯搭乘的应是当时经常到苏澳贸易的洋商小汽船，途经龟山岛试图在西岬登陆，发现海水深不可测，遂继续南航。龟山岛又称龟屿，早期西洋人称峭岛，日本人称烟管岛，是一座火山岛。道光初年（1821）十三户漳籍海澄人定居该岛，以捕鱼、农耕维生，稍后移民渐至；1977年因生活艰苦，全岛住民移居头城大溪渔港。

史温侯未发现附近捕鱼的龟山岛人；要不就是龟山渔民远远发现汽船驶来，急忙躲进暗礁。（2）77

其次，史温侯对台湾的动植物，尤其是鸟类和哺乳类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记录。史帝瑞对他的贡献有较为到位的总结：

鸟类：史温侯先生所列出的鸟类名单上，有很多只是迁徙于中国沿海的候鸟，它们仅仅在台湾过境，做短暂的停留，有些则与中国邻近地区的定居鸟类相同，或仅是这些定居鸟类的变种。至于那些新发现的鸟类，也与中国、印度地区的鸟类紧密相似，当中海拔较低的，与中国的鸟类较相近，海拔较高的——有十七种——则与喜马拉雅山的鸟类相近。

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方面，史温侯先生也发现福尔摩沙的品种跟喜马拉雅山、印度和中国的品种之间有明显的相似性。他所发现的新物种——灰色的台湾猕猴（Macacus cyclopis），其实跟印度的品种类似。这种猕猴喜欢居住在山洞和岩石间，在海边光秃的山丘上，以及内陆深山处，都有它们的踪迹。在内陆深山地区，生番杀这些猴子来做为食物，在猴群数量很多的地方，有些部落还拿它们的皮来制成衣服，构成这些部落重要的布料来源。（16）26-27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台湾鸟类有诸多是由史温侯第一次发现并命名的，但对台湾鸟类进行系统性整理归纳的，却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的马偕牧师，且他通过比较分析，罗列出了台湾特有的动物种类。

此外，史温侯是第一个对台湾原住民进行人种学考察的西方学者。他对原住民来源进行了重点考察。史温侯在比较了葛玛兰族语、西班牙语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即他们来自南岛民族，甚至台湾是南岛民族的原乡（17）133：

前者称马、牛的用词，显然是源自西班牙语。也许不无可能，葛玛兰人是西班牙占据台湾南部时，南部移民中一些傀儡人到此地生下的后裔……

北部平埔族的语言有部分传自马来族，或是马来语和台岛平埔族的混合语；最大的可能性是传自西部平原、与荷兰人友善的平埔族。（15）4

再次，史温侯对其收录的泰雅、排湾、阿美、巴宰、赛德克、葛玛兰语中的主要用词进行了比较，试图论证其“前者与南部排湾族的数字用词极为相近”（15）77-78的观点。但是可以看见其他用词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综上，史温侯虽在台时间不多，但却收获颇丰。这也是其勤勉砥砺的回报。然而，他毕竟多少受到当时西方中心主义及西方优越论的影响，以致做出一些充满殖民野心的行为：

他念念不忘拓展“日不落帝国”疆土雄心，1862年12月12日致函外相罗素公爵（Lord Russell），提出割取台湾全岛并不困难，尤其取得原住民、罪犯居住的东岸地区更是轻而易举的看法。1863年9月24日，他再度向罗素公爵建议探测台湾自然资源，好让英国大众周知开发宝岛的好处；9月30日，英国外交部函复史温侯，同意拨发价值250英镑的精密仪器，供其“发掘台湾”之用。（2）119-120

而如今，史温侯当年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种学考论已几经传承，成为目前台湾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他从动物学、植物学及生态学的角度对台湾进行的基础性探索也成为研究我国台湾地区的重要科学资料；然而，其不务正业、轻随怠工的个人行为方式及明显的殖民主义思想亦成为其无法抹去的败笔。也正因如此，其所呈现的西人台湾印象也成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特点的真实反映。

注释：

（1）关于Swinhoe的翻译，台湾地区多翻译为“史温侯”、“郇和”、“斯文豪”，本文用史温侯。

（2）陈政三. 翱翔福尔摩沙：英国外交官郇和晚清台湾纪行[M]. 台北：五南出版社，2008.

（3）樟脑战争（Camphor War）是清同治七年（具体为1868年11月20日至1868年12月1日）中英两国间因台湾樟脑出口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双方谈判破裂后英军攻陷安平并摧毁了安平古堡。后双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樟脑条约》，规定中方除了必须赔偿费用外，还必须放弃樟脑专卖制度。樟脑战争又被称为樟脑纠纷（Contest of Camphor）或英船炮击安平事件。

（4）Robert Swinhoe：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in Journal of The North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Shanghai：1（2），May 1859.

（5）此处一担为1pecul，1pecul为60.52公斤。

（6）孔昭慈（1795-1862），山东曲阜人，清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历任饶平县知县、邵武同知，台湾道台，后平洪恭等叛乱，卒于任上。

（7）洪毓琛（1813-1864），山东临清人，清道光二年赐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沙县知县，后赴台任职，先后担任台湾知府、台湾兵备道兼理学政、按察使。1864年卒与任上。

（8）王衢（生卒年不详），甘肃人，咸丰八年任台湾府台湾县知县，管辖今嘉义、台南等地。

（9）Harold M. Otness，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Taipei：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Academia Sinica，1999）.

（10）貝尼奥斯基伯爵原本是匈牙利贵族，因参加了波兰反抗俄国的战争而遭到监禁。1770年他被流放至俄国东北部的堪查加半岛（Kamchatka），后他与几个囚犯成功脱逃，抢夺了一艘舰船，航经日本、琉球、台湾、澳门等地，最终回到法国。他所著《贝尼奥斯基伯爵探险回忆录》（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ce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现已亡佚，但有关台湾的描述却被保留了下来。

（11）W. Campbell，Formosa Under the Dutch.

（12） 奎辉水库位于大姑陷溪岸边，分为中奎辉、上奎辉、内奎辉三部分。《淡水庭志》载“鸡飞内、外社”。

（13）Robert Swinhoe：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i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London，Vol 10，1866.

（14）“三酒”（Samshoo）是晚清来台西人对原住民喜欢喝的火酒、土酒、烧酒的总称。

（15）Robert Swinhoe：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extracted from a paper，read before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with additional remarks. August 1863. London：British Library，Historical Print Editions，2011.

（16）[美]Joseph Beal Steere著、林弘宜译、李壬癸校注. 福尔摩沙及其住民：19世纪美国博物学家的台湾调查笔记[M]. 台北：前卫出版社. 2009年.

（17）有关南岛民族的“台湾原乡论”，主要由学者Darrell Tryon在1995年提出，即“南岛民族是在5000多年前从台湾南方迁居台湾；定居一段时间后，其中一支可能住在台湾东南的族群，向南扩散到菲律宾，再从菲律宾扩散到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参见Darrell Tryon：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Dictionary（Vol.5），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5. 但是目前学界对此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