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社会矛盾演变大体经过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及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建设和全球化市场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劳资矛盾、社会阶层矛盾和新型社会矛盾，焦点是无产阶级维护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斗争、社会各阶层追求平等权利的斗争以及公民关注生活质量的斗争。西方社会矛盾经历了一个从尖锐到缓和再到相对稳定的过程，政府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也经历了局部性调节、全局性调节和调节机制的调整完善三个阶段，并在这三个阶段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调节措施。

关键词：社会矛盾；社会矛盾调节；劳资矛盾；社会阶层矛盾；社会运动

中图分类号：D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6-0043-09

所有制形态、政治制度、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变迁、政府社会政策与宏观调控这五个方面因素的发展变化决定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矛盾演变的方向、性质与程度①，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的演变要结合上述重要因素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社会矛盾体系运动的客观进程和现实状况，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演进的基本趋势做出预测。在资本主义长达3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的演变大体经过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20世纪30年代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及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劳资矛盾，焦点是无产阶级维护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斗争，政府采取了一些满足工人经济与政治要求的局部性社会矛盾调节措施；二是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的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建设阶段，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社会阶层矛盾，焦点是社会各阶层追求平等的公民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斗争，政府从公共政策、收入分配调节、福利国家建设等方面对社会矛盾进行了全局性的调节；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新型的社会矛盾，焦点是公民关注生活质量的斗争，政府的公共服务改革成为重点，提高公民享受的公共服务质量与水平成为社会矛盾调节的主要措施。总体看，西方社会矛盾经历了一个从尖锐到缓和，再到相对稳定的过程，其中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调节的成功经验，可以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

一、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劳资矛盾阶段和社会矛盾的局部性调节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导致了多次经济危机，较大的有1825年发生于英国的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1847年蔓延于欧洲的工商业危机，1857年发生于美国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等。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其他社会矛盾的产生与发展，其中突出的社会矛盾是劳资矛盾，突出表现形式是现代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一）劳资矛盾与现代工人运动

现代工人运动最早发端于19世纪30年代～40年代。19世纪，机器大工业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席卷西欧的工业化浪潮，使西欧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低廉的工资、恶劣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使工人家庭的境况十分悲惨，劳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

19世纪中后期，欧美工人运动走向有组织、有理论、有明确斗争纲领的斗争阶段。规模巨大、气势磅礴的罢工运动是这一时期的标志，这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罢工的原因常常是工资过低，劳动条件、生活与居住条件恶劣，资本家及管理人员对工人残酷剥削等。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限制雇用童工、实行工伤与疾病社会保障、采取劳动保护措施等。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逐渐普及。1877年7月，美国爆发了全国性铁路工人大罢工，全国8万多铁路工人和其他行业的50多万工人参加了这次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罢工行动。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正式成立，从此美国的劳工运动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全国性群众运动。19世纪90年代的罢工运动开始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结合在一起。1891年比利时25万人大罢工后，议会通过了给成年男子以普选权的法律，使参加选举的人数增加了近9倍。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欧美工人运动持续高涨，罢工获胜率不断提高，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紧密交织在一起。

（二）社会矛盾的局部性调节

随着欧美全面进入生产力发达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发生了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旧的社会调控机制日益失灵。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期，政府在经济上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调节机制；在法制上突出私法对私有财产的确认和保护，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社会管理上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190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承认，巨大的工业规模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调控财富的积累和分配的旧方法不再有效。资本主义国家旧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如国家社会经济职能极为有限、经济危机被动地依靠“市场自动调节”、贫富分化悬殊等，从而导致西方不断发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失控”。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欧美统治阶级不得不寻求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矛盾调控机制。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西方国家不断调整公共政策，有限地扩大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局部改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在理论上开始提倡国家干预经济等。这些“调整”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基本框架。但是，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调节机制是以局部性调节为特征的，还相当不完善，从更长时间跨度、更大社会范围和长远效果看，这些公共政策“调整”也是极其有限和不稳固的。例如，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依然缺乏宏观调控的政策和能力；“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在西方国家的政府施政理论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干预依然受到很大限制；西方国家初建的社会保障系统规模小、不健全，还不足以解决劳资冲突等尖锐社会问题。这些都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局限性，也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政府社会矛盾调节能力不足和政策不完备，不足以预防和控制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危机。

（三）局部性调节机制的基本特点与主要经验

1.社会管理以社会自我管理与社会自治为主，政府对社会基本上采取放任自由态度，对社会自我管理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在经济领域实行不干预的自由主义政策，扮演着“消极政府”、“守夜人”的角色，这一自由主义政策与法律对政府职能的限制有主要关系。正如英国18世纪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所说：法律对私有财产关怀备至，以至于法律不会授权对财产加以侵犯，即使为了全社会的一般利益也不会加以侵犯。地方自治特别是市镇自治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基础和主要方式。

2.政府社会矛盾调节职能主要是进行社会秩序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财产权，维持一种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主要手段是运用财产权利保护的法律维护社会根本秩序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先后在宪法中确定了人民主权、权利神圣、“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原则，一方面通过公法调整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定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通过私法或民商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最典型的民法是1804年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法国民法典》，该法典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规则变成法律规范，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项基本原则。资本主义法治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私法自治，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权利，从而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

3.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19世纪末叶前，西方国家政府承担起了济贫的职能，但其履行尽量利用非政府组织。1870年～1914年，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社会问题加剧，贫困问题、老年问题、失业问题、健康问题成为英国主要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济贫法制度难以有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需要建立一种更加有效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即社会保险制度。1908年养老金法和1911年国民保险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在英国的建立。在美国劳工运动的强大压力下，1903年，美国国会通过成立商业和劳工部的法案；1916年，联邦童工法付诸实施；1932年，威斯康星州通过了美国第一个失业保险法；1935年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规定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劳工政策；1936年通过“公共契约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日等劳动、卫生条款；此后又相继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退休法等一系列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

二、20世纪30年代～70年代社会阶层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全局性调节

（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促使西方社会矛盾调节机制走向全局性调节

20世纪20年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虽有较大发展，但少数垄断组织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资本家为了攫取高额利润而千方百计降低工人工资，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水平，这就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造成市场相对狭小和产品相对过剩，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由于经济萧条，1921年～1939年，英国的年均失业率为14％，其中1932年高达22．1％，英国工人在1926年爆发大罢工。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上升、购买力急剧下降，陷入经济大萧条；1932年，美国约有1200万人失业，约占全国劳动力的24％。然而，时任总统胡佛仍对自由放任哲学深信不疑，认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为私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而失业救济应由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来处理。

在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劳资矛盾尖锐化，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稳定。这次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彻底失败，说明仅靠市场力量和自由竞争来决定生产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机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也说明了国家干预的充分必要性。经济大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社会矛盾的大规模激化，强化社会矛盾调控机制势在必行。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联邦政府在国民经济中应起到比以前积极得多的作用，甚至可以担负起较为公平地分配全国财富和全国收入的责任。罗斯福新政包括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恢复工商业和农业，改革银行业和控制投资业务，以及改善劳资关系等方面的政策。1935年，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障法，并根据该法建立公共安全网，为美国公民提供基本保障。

在理论上，自由主义发生了分裂，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国家干预学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通过国家干预、扩大公共福利支出和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等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又提出建立累进税制达到均贫富的目的。

（二）20世纪30年代～70年代的社会阶层矛盾

二战后，西方社会矛盾总体上趋于缓和，突出特点是劳资矛盾趋于缓和。20世纪50年代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相对较为平静，罢工次数不多，规模也不太大。20世纪60年代，欧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罢工次数与罢工规模都比50年代大，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及游行示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仅从1945年8月～1946年7月，全美国1万人以上的罢工就有42次；在1949年和1950年，美国工人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等进行了大规模的罢工；1959年，美国钢铁工人进行了历时16天的罢工。1968年5月，巴黎学生掀起的“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也把西欧工人运动引向了纵深。

尽管二战后工人运动有所缓和，但争取平等社会权利、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力的社会运动趋于高涨，社会阶层矛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自20世纪60年代起，欧美相继出现了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平等权利运动。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涨主要是黑人及有色人种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在空前的黑人抗暴斗争中，政府一方面实行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同时也作了一些让步，改善黑人区的生活条件，取消种族隔离等。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群众运动的高涨。

（三）社会矛盾的全局性调节

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矛盾总体缓和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政府针对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了全局性的调节措施，通过福利国家建设、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政策调整等各种措施完善了全局性的社会矛盾调节措施。

1．社会改良

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做了一些较大幅度的调节与改良，推行了许多有利于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社会政策，如实行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障制度、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等措施，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管理体制。

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不同程度地推行社会福利政策。1941年，英国丘吉尔政府成立了一个“社会保险和救助委员会”，研究战后社会政策问题，该委员会由贝弗里奇领导。1942年，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提出英国战后重建必须战胜“五大巨人”，即五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惰。工党政府上台后，开始积极实施“贝弗里奇计划”，1945年颁布了“家庭津贴法案”，1946年颁布了“国民保险法案”和“国民健康法案”，1948年颁布了“国民救助法案”和“儿童法案”，加上1944年颁布的《教育法案》，英国形成了一套从贫困救助到社会保险的包括教育、住房、医疗等的社会福利体系。1948年，工党政府宣布在英国已经建成了“福利国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鼎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普遍福利政策的广泛实施、“福利国家”的纷纷出现。随着英国首先宣布建立福利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北美洲等许多发达国家相继宣布实施“普遍福利政策”，使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扩展，逐步实现了社会保障全民化；同时，社会保障项目系统化，除了社会保险项目之外，还设立了社会救济项目和各种补助制度，项目达几十种，甚至达百种之多。“福利国家”在消除社会不公、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条件、促进社会民主与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同时，它也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安定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生活上，国家加大了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控职能，减少乃至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化。第一，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适当向劳动者阶层倾斜，使绝大多数下层群众从中得益。主要方法是提高收入所得税和企业法人所得税，北欧国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高限一度高达60％多。目前，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50％以上主要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等社会福利开支，使工人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第二，通过建立日趋完善的社会福利网，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给大多数人的工作与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缓和劳资对立，维持社会稳定。第三，注重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实行高工资、高消费政策，提高整个雇员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

在劳动管理上，资本家也由过去把工人看作是“会说话的机器”，逐步转变为把他们看作是“经济人”、“社会人”；由单纯依靠强制力和纪律条文管理，逐步转变为强调情感、激励等因素，这也有利于改善工人的生存环境。在企业的组织和治理结构方面，为适应大规模生产制向灵活生产制的转变，逐步把工人看作是“社会人”、“决策人”；为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推行了多层次和多形式的职工参与决策和管理制度，建设现代企业文化。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阶级合作与对话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在阶级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人民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措施和手段，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阶级利益得到调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多种措施不断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了缓和社会矛盾的调节机制，使劳资矛盾得以缓和。

2．政治民主

政治民主是社会矛盾调节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西方国家逐步完善了代议制民主、分权制衡、普选等一整套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内部政治趋向民主化，国家或地方政府官员由公民直接选举，或由公民选出的代表选举产生，这从客观上强化了社会公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强化了政府的政治责任和民众对政府的监督；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各权力主体的活动及官员的任免、升迁和监督纳入法治的轨道，国家政权结构及其运行日益法治化。政治民主的发展有效地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

西方国家还通过组织雇主和工会谈判、完善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建构一种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社会结构，建立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同时，还允许工人运动中的改良派、社会民主党组织内阁，管理资本主义社会。

3．经济改革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私有制形态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迫使资产阶级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措施是加快资本分离过程，使所有制形式多样化，出现了部分国有经济、合作制、混合制、跨国公司制等，出现了股权社会化、职工持股及工人投资基金等一系列新现象。资本的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矛盾调节与社会稳定。

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通过所有权和经营管理的分离，通过推行“雇员持股计划”等措施，逐步实现从以股东为中心到兼顾“利害相关者”（经营管理、雇员、供应商和股东等）的转移，以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第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如在部分重要企业实行国有化经营或控股、在某些行业实行国家专营等；第三，重视加强国家干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市场经济的波动性和盲目性，如20世纪40年代以复兴经济为目的的复兴计划，60年代综合性的长期发展计划等。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有所减缓，二战前美国平均每个发展周期为50个月，而战后则延续为75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缩短，造成的破坏力也有所下降。

全面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建立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日趋有序化，经济发展周期进一步可控化，也使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发展，有时还呈加速发展的趋势。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三，2007年，全世界国民总收入（GNI）为52．85万亿美元，其中，高收入国家总共为39．69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的75．1％，其中，美国为13．89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的26．28％。二战后50多年间西方发达国家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以往数百年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所有生产力。

4．科技创新

从20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政府对科技开发投入不断增加，促进了新技术、新材料的发明和应用，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例如，从1945年到1955年10年中，美国研究与开发总经费增长四倍多，以后五年又翻了一番多，政府成了科技事业的最大投资者；科技和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也大幅度增长，1953年，研究与开发经费总额占GDP的1．43％，基础研究占0．13％，教育占2．74％；1958年，此三项分别增至2．43％，0．22％和3．67％；到2000年～2006年，美国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2．61％，每百万人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为4651人。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出现了以信息技术、原子能技术、材料科学、宇航技术和生物工程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科学技术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使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发生巨大变化，促进了新兴产业群的出现，创造了新的消费热点，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新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社会呈现出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景象。

5．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是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重要内容。西方国家为全面建立社会矛盾调节机制，采取了一些加强法治建设的措施。

第一，通过经济法律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例如，1933年罗斯福入主白宫后，要求国会授予总统“紧急时期特权”，先后颁布了《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紧急银行法》、《紧急救济法》等法律，对经济生活实行全面干预，使美国经济在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后，仍能快速走向复兴。西方国家还加强了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或征用私有财产，甚至推行“国有化”，规定国家可以直接拥有企业、事业，从而使得对私有财产的绝对保护转变为相对保护。

第二，通过社会法，缓和紧张的劳资关系，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如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建立了包括老年保险、失业保险、贫穷盲人补助、贫穷老人补助、贫困未成年人补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6．精神控制

精神控制也是西方国家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重要内容。第一，西方国家重视利用宗教手段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当代西方的基督教，对其教义、思想重新作了解释，紧紧抓住当代人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人类环境问题、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关系问题、社会正义与仁爱精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索。第二，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宣传和导向作用。国家主要不是依靠强力，而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来维持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第三，大力发挥文化教育等手段的规范和教化作用。

三、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型社会矛盾与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调整完善

二战后，西方国家通过大规模发展现代政府职能，调控市场经济，实行福利政策，缓解了社会危机，完整地建立了社会矛盾调控机制。但是，政府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又产生了国家干预过度和“政府失灵”等问题，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的发展。美英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新的危机，被迫进行了新的调整。

（一）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社会矛盾的新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社会矛盾变化的新背景主要有：战后以来，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由经济结构的变动，引起了中间阶层的壮大与分化；20多年来，西方社会的两极分化与贫困化有新发展与变化；冷战后国际国内形势有重要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这些因素是决定战后欧美国家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影响欧美国家社会矛盾发展走向的主要因素。

1．经济结构开始向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倾斜与过渡。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和增长过程不仅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表现为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就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比重不断缩小，占GDP比重下降到3％左右；第二产业由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上升到逐渐下降，占GDP比重在30％左右；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迅猛发展，占GDP比重接近70％。

2．劳动者队伍出现了知识化、脑力化的新趋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就业结构也依次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倾斜。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第二产业工人数量减少，第三产业从业者大幅度增加。知识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结构由传统的物质要素主导型转向智力要素主导型，有较高文化素质和较高技能的知识工人成为社会的重心。工人阶级的增加量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点后开始下跌，法国工人阶级队伍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1120万，90年代降至600多万；英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从1971年的30．6％下降到1996年的18．2％，整个蓝领工人占总就业队伍的比例仅为20％左右。同时，白领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已超过蓝领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力量，美国白领工人从50年代的约35％上升到70年代的45％，90年代则超过60％。

3．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复杂化。资产阶级出现了复杂化和多层次化的趋势，二战后形成了高级经理阶层、高级专家官员阶层以及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由于“管理人革命”或“经理革命”，造成大部分公司由专业经理人员控制，使传统资本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对垄断地位被打破。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界掌权的上层人物中有30％为家族资本家，90年代则降至5％左右。新中间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在扩大，伴随以小业主、小商贩、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传统的中间阶层的萎缩，以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科研人员、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崛起，在欧美国家普遍呈现明显的上升势头，如英国中间阶层队伍的比例从1968年占就业人口的33．5％上升到1997年的65％，美国中间阶层由70年代初占整个就业队伍约25％上升到90年代的50％多。工人阶级扩大化与多层次化，出现了新的以熟练工人与技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人阶层，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工程技术人员阶层，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职员阶层，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阶层等。

4．经济全球化导致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相对贫困现象趋于突出。20世纪90年代末，占美国家庭总数五分之一的最富有者占美国总收入的一半，而占总数五分之一的最穷者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还不到4％。20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开始福利制度改革，削减社会保障总支出，其措施包括：适当减少支付范围，缩小某些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面；提高退休年龄并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的差距；降低社会保障金的发放标准，降低支付水平；将享有津贴的资格条件严格化；缩短失业津贴的有效期；压缩医疗开支；加强对享受福利者的经济情况调查，以确保把福利发给那些需要的人；同时，扩大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大幅提高短工和临时工在雇员队伍中的比例，扩大雇主聘用和解雇职工的权力。因此，欧美国家大多数职工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劳动条件较前有所退步，工资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同期国民收入增长率。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型社会矛盾与新社会运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矛盾，突出形式是各种新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和平运动等，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开始了社会矛盾调节机制调整完善的过程。

1．工人运动出现总体弱化之势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获得发展；西方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工作条件和环境明显改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体上讲不是在趋于尖锐，而是走向缓和；国家的调控手段与调控能力进一步拓展和增强，社会的稳定性明显改观。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的社会运动特别是传统社会运动大都走向低潮，社会运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缓和的态势。

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二战后最严重、持续时间较长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为了转嫁经济危机，采取大量解雇工人、压低工资、增加税收等办法，使失业工人达到40年来的最高峰，加剧了无产阶级贫困化。进入70年代后，西欧各国反对失业的工人罢工斗争蓬勃发展，使这些国家的政局激烈动荡。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劳工斗争还有着相当的规模，由于当时政府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对劳方利益严重挤压与侵害，因而劳工运动主要围绕自身的经济利益进行。20世纪9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的规模缩小，1995年法国的罢工浪潮曾使西欧工人运动达到一个小高潮。由于西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把社会福利改革与劳动市场改革作为重点，他们推行的劳动法改革、养老金改革及私有化在西欧引起了强烈抵制，许多国家在2002年～2003年爆发了工人罢工与抗议示威运动，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等国发生了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参加的罢工甚至全国性的总罢工。

2．新社会运动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不断产生和发展，70年代～80年代出现的环保运动、新女权运动、反核战运动成为西方社会运动向新阶段发展的重要标志。到80年代后，新社会运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主要有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如反饥饿与济贫运动、拯救穷人运动、教育运动、生态运动、宗教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还有欧洲的绿色运动与美国的生态运动、新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反全球化运动是21世纪西欧社会运动的一个新的亮点，2002年由欧洲社会论坛组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了第一次年会，会议期间有近百万人参加了游行活动。

新社会运动的产生与欧美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有紧密联系。当代社会，欧美国家产业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第三产业比重普遍达60％～70％，这就导致传统的产业工人不再是劳动者阶层的主体力量，使劳动者扩大到第三产业的服务人员和知识型的“新中间阶层”与“白领工人”。随着生活的富裕与科技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由关心经济和人身安全转向“生活质量”，从关心物质价值转向关心精神需要，公众关注的中心逐步从原来的阶级、党派斗争、战争转向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使人们开始关注由于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引起的本国就业问题、全球性生态与环境危机问题、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带来的贫困问题等。这样，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新型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民关注生活质量的斗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统社会运动总体上对立的激烈程度趋于缓解，新社会运动增多。从总体上看，多数新社会运动与统治者之间并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在基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协商与监督关系。这就使得西方国家开始关注这类社会运动，将其作为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根据社会运动所表现出的新社会动向，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或出台相应的政策举措纠正偏差，从而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管理机制。

（三）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国家普遍调整和完善了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重新审视和调整国家的职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撒切尔-里根改革”，主张重新调整国家与企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强调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国家干预，以求恢复和增强社会经济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盛行“第三条道路”理论，英国“新工党”及其思想家吉登斯认为，必须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治理模式和“以国家为答案”的左派治理方式，放弃“老式”混合经济，采取兼顾市场机制和公共机制的新混合经济。

2.以教育、科技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以人力资本投资为核心，将“消极的福利国家”转变为“积极的福利国家”、“工作福利国家”或“社会投资型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的重点发生了转移，“第三条道路”理论成为主流理论。在社会政策方面，第三条道路倡导者主张彻底改革福利国家制度，变消极福利制度为积极福利制度；改革的目的不是削减福利方面的支出，而是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通过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

3.以充分就业政策为核心，将“福利”转变为“工作”，达到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发展的目标。例如，英国布莱尔政府采取了许多有效促进充分就业的措施，在政府专门成立了由财政大臣担任主席的就业政策委员会，统一制定全国的就业政策；提出“削减福利开支，提倡劳动福利”的口号，实施再就业“新计划”；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政府新设立了学习与技能委员会，为失业人员免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建立就业服务机构；提高最低工资，扩大对低收入家庭的税收优惠；等等。

4.主动利用基本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协作治理。在德国，每十万人口的社团数量从1960年的160个增加到1990年的475个，翻了近3倍。瑞典公民社会的参与率世界最高，创建了每十万人口就有2300个社团的稠密的社会网络。美国正式注册登记的非营利组织约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及其服务在全部社会服务中的比例相当高，几乎占所有社会服务的一半，甚至更高，2002年，美国非营利组织的资产达到2．4万亿美元。

5.注重利用国际经济法制和国际经济规则维护本国利益，并从经济全球化中牟取更多的本国利益。例如，注重主导与参与制定世贸组织规则、世界知识产权规则、世界劳工组织的规则以及联合国环境组织的规则等。

责任编辑：何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