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汉代是书法史上书体的形成时期,也是书法技法的完善时期。汉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拥有开创之功。这一时期篆、隶、楷、行、草五体形成,其后许多理论或为进阶详解,或为理论整合。书法不再是单纯的记物言事,而是开始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书法”被提到了理论的高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观。

关键词:汉魏书法风气

一、宽松的时代背景

汉代自建立之初,统治者就非常注意发展生产、恢复民生,到武帝时期国力达到鼎盛。《史记•平准书》中记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之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代统治者有感秦代“焚书坑儒”对文化的巨大破坏,在文化艺术方面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汉书•艺文志序》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武帝更在元光元年“除令郡国举孝廉”,自此碑碣云起。其后采取公孙弘的建议,以经艺取士,文人开始注重自身书艺的锤炼,新兴书体也由此崭露头角继而蓬勃发展,并在魏晋时期达到高峰。

汉末外戚、宦官干政,党锢祸起,朝事渐败。其后群雄并起,“三国鼎立”,但是文人士大夫对于书法艺术的探究并未由此中断。魏武帝虽有著名的“禁碑令”,但其本人却也非常重视书法艺术。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即有梁鹄善书,“魏武重之,常以鹄书悬帐中”进行欣赏的记载。书法艺术顺应着书体演变的客观规律继续着自己的完善发展之路。

二、良好的书法风气

汉代书学大盛,字学大兴,这一点可以从我们使用的文字被称为“汉字”得到佐证。汉代书学的鼎盛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其一,碑刻鼎盛,民间书法发展多样。流传至今的汉代书法作品均以风格多样的碑刻为主,其中尤以《曹全碑》(图1)、《张迁碑》(图2)、最为著名。此二碑一则秀美,一则雄强,是具有典型风格取向的汉碑代表。汉碑系统成为影响至今,尚无人超越的隶书高峰。虽然汉代碑刻存在着凿刻的弊端,但它终究为书法艺术的流传、欣赏、学习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后世拥有一定经验的学书者可以通过用心揣摩,来还原那些汉代书法家的书写技法,继而为我们“上追汉代”提供了可能。秦汉之时的刻石记事一般都是用于宗庙正统之类的庄重场合,所以整体风貌表现出规整严肃的气象。但是作为民间或私下追求实用而诞生的“俗体”却各具意趣。秦代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和汉代的以《长沙马王堆简帛书》为代表的江淮汉简一系以及以《居延汉简》(图3)、《敦煌汉简》为代表的西北汉简一系的风貌皆为率真恣肆、情趣盎然。这种因追求使用方便、书写快速而诞生的通俗书体,生机盎然的根植于民间,魏晋书法新变的萌芽已在下层社会中悄悄的生长。

其二,学习书法成为一种热潮。汉代赵壹的《非草书》记载草书的学习者们:“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尤不休辍”,可以见当时人们醉心于书法探究的场面。尽管赵壹当时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批判的观点,但是风气使然,已经没有人能够改变当时社会各阶层学习书法的氛围以及学习书法的兴趣。

其三,书法理论的成熟。在汉代,大批书法理论家的出现,为书法学习者提供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大大的推动了书法的理性发展。

其四,此时期产生一大批流传后世的书法家。东汉后期,在社会上开始出现“以书为名”的书法家。著名的有曹喜、杜度(杜操)、班固、师宜官、罗晖、刘德曻、梁鹄等。他们各有所长,为世所重。而崔瑗、崔寔父子,蔡邕、蔡琰父女,张芝、张昶兄弟,则更是笔法传承、一脉相继,开创了后世琅琊王氏等“书法世家”的先河。

三、汉魏行书与草书的成熟

汉魏时期有大批以擅长篆隶为标志的“古体”书法名家和以擅长行书、草书为标志的“新体”书法名家,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在此时开始相互碰撞。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书法学习者得以将新旧书体进行对比,从而确定自己的风格取向,而由此也在社会上形成了相互切磋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在经过长时间的共存共荣之后,更利于书写和传播的“新体”书法渐渐开始处于上风。

根据文献记载,曹喜 “篆小异李斯,见师一时”,蔡邕“善篆、隶,采斯、喜之法”,他们应该是“古体”书法的代表。而师宜官“能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以及梁鹄“得师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鹄(梁鹄)书悬帐中,宫殿题署多是鹄(梁鹄)手也”,可见当时的社会对于书法艺术的重视已经波及朝野。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曾记载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人谓为‘草圣’”,其弟张昶“汉黄门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崔瑗“亦善草书。平苻坚,得摩崔瑗书,王子敬(王献之)云‘极似张伯英’”,其子崔寔“亦能草书”,则可以看到擅长“新体”的书法家对后世的影响。

在这众多的书法家之中, 单就对于后世的影响而言,应该首推“草圣”张芝、“正书之祖”刘德昇。

张芝(?—约192)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唐•张怀瓘《书断》云:“伯英(张芝)名臣之子……好书,凡家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书”,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弘农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书’,人谓为‘草圣’”。张芝有意识的将书写速度较快的草书写成当“匆匆”时“不暇”书写的缓慢状态,可见张芝对于草书艺术本身的执着追求。汉•赵壹《非草书》从否定草书的角度记载了张芝的追随者们学习草书的狂热场面,显示出当时人们将书法作为纯粹的艺术而非单纯的“记录工具”进行学习的情况。这也代表着书法艺术的发展进入了“自觉”的时期。

草书经过张芝的提纯加工,笔法结字几于成熟,彻底打破了隶书书写的框架模式,字体结构更为自然,书写方式更为流畅,最重要的是他的草书当时就被社会所承认,并以一种书法的语言模式被确立下来。张芝及其追随者们开辟了一种迥异于官方文字的书法艺术道路,创立了技巧上精巧复杂、同时又有着严格的书写规范的别派书风,为魏晋时期书法艺术高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汉末以张芝为领袖掀起的这一场书法热潮中,其他的书法家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其中尤以被后世尊为“行书之祖”的刘德昇成就最大。

刘德昇,字君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唐•张怀瓘《书断》云:“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譌(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从书体演变的客观规律以及墨迹实物(秦汉简帛书)来看,行书并非由他灵机一动独自创立,客观的说,他应该是为行书的确立作出了大量的整体性、规范性的工作。

刘德昇作品均已湮没,现在我们只能从古籍记载中窥探其中消息。晋•卫恒《四体书势》记载:“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昇”,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锺、胡)二子俱学于德昇,而胡书肥,锺书瘦”,由此可清晰的梳理出由汉末入魏晋书法艺术笔法传承的脉络。又由《晋书•荀勖传》记载:“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锺、胡为法”可以看出刘德昇所开山的流派对于后世的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史记•卷三十•平淮书第八》[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

[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4。

[3]《晋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九•荀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4。

[4] 汉•赵壹《非草书》[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5] 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姓名》[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6] 晋•卫恒《四体书势》[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7] 唐•张怀瓘《书断》[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8]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R],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10] 黄惇《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南京,2009。

作者简介:梁建新(1981.1—),男,聊城大学美术学院辅导员,聊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职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