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二六七卷本《明史列传稿》，是迄今所知张廷玉《明史》现存数种篇幅长、价值高拟稿中的一种，但学界对之研究相对较少，至今只知其于乾隆后的流传状况。文章通过对该书所保存的一个校对题签中“迈注”二字之研究，从该书乾隆嘉庆时曾存海宁拜经楼、海宁人许汝霖之家于康雍年间曾存《明史》拟稿之明朝大臣传部分之抄本、海宁人朱尔迈与许汝霖是好朋友、朱许二人与康熙时《明史》总裁陈廷敬也是好朋友、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以上朱许陈三人曾同处《明史》纂修馆之所在地北京、康熙二十二年纂修各官撰写的《明史》列传拟稿已经基本完成、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明史》监修徐元文等改修为初稿的《明史》纪传部分已达十之六七、校对题签中的“迈”字、“万”字、“卷”字与现存朱尔迈一封信件中的 “迈”字、“卷”字结构和笔画特点十分相似等，推断海宁人朱尔迈当即题签中的名“迈”之人。这一研究对于了解该书之早期形态以及进一步推动关于张廷玉《明史》拟稿状况这一史学史上重大课题的讨论深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复旦大学本《明史列传稿》；朱尔迈；张廷玉《明史》拟稿

作者简介：南炳文，男，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从事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6-0137-06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四函六十四本二六七卷万斯同《明史列传稿》一部，这是迄今发现的张廷玉《明史》拟稿中数种学术价值重大、篇卷较多者之一。迄今为止，学界关于这部史稿的来龙去脉，所知的情形大体如下：约自乾隆年间起，该书收藏于浙江海宁著名藏书家吴骞（1733—1813）的拜经楼之中，后转入吴兴刘氏之嘉业堂，再后与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关系密切的王欣夫（1901—1966），将此书购买到手。王氏去世，该书最终为复旦大学图书馆所收藏。其详可参见李春博《复旦大学藏万斯同〈明史列传稿〉述略》。[1]至于其在乾隆之前的情形，则尚不清楚。笔者近日在校勘张廷玉《明史》的过程中，承蒙中华书局樊玉兰、南开大学王薇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获得了关于该书的若干具体资料，兹据之对该书的早期状况试作探查如下。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史列传稿》之中夹有若干题签，从其内容判断，当为此书全部或部分抄写过程中进行校对时或抄写后进行校对时所留。其中第一函第九册卷首所夹题签之文字为：“万稿列传第九册卷五十三至五十八校录已毕，迈注。”这一题签表明，名字中有“迈”字之某人曾对该书进行过校对。名字中有“迈”字并对该书进行过校对的这个人，其全名及身世怎样？搞清这两点，对于该书的早期情况或能提供若干帮助。于是，笔者对此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

查汪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2]，发现其中载有一个名中有“迈”字的人物，其名为“朱尔迈”，生于崇祯五年，卒于康熙三十二年，浙江海宁人，字号为“人远”及“日观山人”，此外还指出，其人之传记，载于许汝霖之《德星堂文集》卷三。这一发现使笔者眼前一亮，因为“许汝霖”其人与《明史》拟稿的列传部分有直接关系。以布衣身份修《明史》的万斯同有子名万世标，万世标于雍正三年撰有万斯同老家《明史》原稿流散目录，其中载：“名臣列传（自韩林儿起至田尔耕止全无，陈实斋、许时庵、蔡瞻岷三家有抄本）。”其中“许时庵”中的“时庵”乃“（许）汝霖之号，海宁人”1。朱尔迈与许汝霖既然都是海宁人，许汝霖家中又曾收藏有万斯同《明史稿》部分列传之抄本，这就使得朱尔迈有可能为许汝霖校对过其所收藏的那部万斯同《明史稿》部分列传的抄本；进一步推论，并可认为朱尔迈有可能是现存复旦大学图书馆、曾被名中有“迈”字之人校对过、乾隆时曾藏在海宁吴氏拜经楼的那部《明史列传稿》的校对者，换言之，现存复旦大学图书馆《明史列传稿》书内所夹题签中的“迈注”，实为“朱尔迈注”。

许汝霖能为朱尔迈写传，表明二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而进一步阅读该传记即可发现二人不仅为同乡、互有交往，而且交往甚多、关系甚密，是多年好朋友。《德星堂文集》卷三《同学朱人远传》载：“日观山人，余（指许汝霖——引者注）畏友也，长余生八岁。丁酉（顺治十四年），同课艺于临云阁，订交伊始。庚子（顺治十七年）春，鼓篋北山，丙午（康熙五年）夏，谈经灵鹫，晨钟暮鼓，日夕与俱。而平昔之把酒雄谈，歌呼于道游堂2、咏年堂及德星堂3，二十年如一日也。庚申（康熙十九年），余舌耕京邸，君集诸同人，酌巵判袂，山川虽隔，鸿鲤时通。戊辰（康熙二十七年），余试蜀过里，懽晤三、四日。己巳（康熙二十八年），君率长郎赴京，拈题把盏，畅握年余。辛未（康熙三十年）春，归别维扬。癸酉（康熙三十二年）忽闻讣，设位奠。讫甲戌（康熙三十三年），过西村，凭棺一恸。迄十余年，梦寐中若与君相往还者无虚月。”[3]如此等等表明，朱尔迈与同乡许汝霖虽相差八歲，但自二十几岁始，在临云阁、北山、灵鹫等地两人同学近十年；平昔两人更把酒雄谈、歌呼咏志于两人家中等处，二十年如一日；许汝霖于康熙十九年离开故乡后，两人又书信时通，联系始终不断。想到两人是这样一对数十年感情深厚至极的好朋友，应当相信，由于许汝霖家中藏有《明史列传稿》之部分抄本，朱尔迈为之校对该书之事的发生是很有可能而不加怀疑的。

上揭朱尔迈的传记还详载康熙二十八年传主赴京及赴京后的情形，文中称：“合肥李先生闻之，笃旧好、贻札敦请（朱尔迈赴京——引者补），陈泽洲、王阮亭两先生亦先后遣人至。君（指朱尔迈——引者注）徘徊不欲赴，诸先生往復再三，不获已，偕长郎同行。馆合肥第，陈、王两先生日一往还，而馆阁诸公以诗文质者，户外履常满，旗亭古墅，高会狅吟，余（指许汝霖——引者注）亦借素心稍慰晨夕。庚午（康熙二十九年）冬，忽负疴，诸先生不敢坚留，春正月，余适督学江左，同舟南下。”[3]在这一记载中，我们应予特别注意者，为陈泽洲其人。他姓陈，名廷敬，泽州为其家乡。[2]其人于康熙二十一年起为《明史》总裁[4]（卷一〇三康熙二十一年六月甲申），至康熙三十一年丁忧回籍。[5]（康熙五〇康熙三十一年八月乙酉）由上引朱尔迈传记之文，结合其下文所述陈廷敬之生平，可知朱尔迈与陈廷敬关系亦甚密切，而陈廷敬在这次朱尔迈赴京期间，其身份为《明史》总裁。另，许汝霖《德星堂诗集》卷三载有《贺泽州陈座师同月予告》及《同泽州陈座师石槽接驾》两首诗，这又表明许汝霖与《明史》总裁陈廷敬有门生、座主之关系，其关系之密切自应同样超过一般。朱、许二人与《明史》总裁陈廷敬之间的这种关系，当进一步使人联想到现存复旦大学图书馆、曾为名中有“迈”字之人校对过、乾隆时期曾藏在海宁吴氏拜经楼的那部《明史列传稿》，在最初可能由许汝霖抄（或指派、雇请书手抄）并由朱尔迈校对过。换言之，现存复旦大学图书馆《明史列传稿》书内所夹题签中的“迈注”当更可认为可能指“朱尔迈注”。因为陈廷敬作为《明史》总裁，有能力在这件事上帮助许、朱二人，并使二人之合作更加方便和被给以促进。

另，朱尔迈上揭传记又记明，朱尔迈是一个在明清之际政局变动之时对于明朝甚为忠诚之人。其中称：“（朱尔迈）夙禀异质，酷嗜读书，而忠孝根于至性。年十三闻煤山之变（指崇祯皇帝自杀——引者注），尊先生（指朱尔迈之父——引者注）着芒鞋，提孤剑，欲弃家渡江，君（指朱尔迈——引者注）慨然愿随行，母吴夫人固止之乃止，其矢志固已异矣。”又称：“顾中所耿耿极不忘者，自十三龄矢志，结愿终身，虽浮沉随俗，而风雨鸡鸣，独与同邑张待轩、姚江黄梨洲、三楚黄九烟诸遗老，穷经砥节，声垂天埌，以续止溪先生未遂之隐。”[3]这里所说之“止溪先生”，据本传所记乃朱尔迈之父朱嘉征，其人忠于明朝，不肯出仕于清，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如其本心：“为新例所迫”，曾任“叙州司李（狱官）”。这里所说的张待轩，海宁人，待轩为其号，名次仲。[6]天启辛酉（元年）举人，居乡耿介。入清后，“闭门著书，不复出”，“以经学为学者所宗”。里人陈之遴仕于清，“荐之，命有司具驾，次仲不行，有却聘书，世以方谢枋得之书焉”[7]（卷四二《张次仲传》）。这里所说的黄梨洲即黄宗羲，如所周知，为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入清后拒不出仕。这里所说的黄九烟，本名黄周星，九烟为其字。本湘潭周氏子，幼为金陵黄氏抚养，遂冒其姓。崇祯庚辰（十三年）进士。为著名隐士。性狷介，诗文奇伟。入清后，变姓名为黄人，字略似，侨寓湖州。[8]（卷五八《逸民·黄周星》）清初的明朝遗民，在康熙年间清朝官府组织撰写《明史》时，一般都积极参加其相关活动，以表其不忘故朝之心，黄宗羲、万斯同师生二人是最著名的代表。由上述可知，朱尔迈在清初的政治表现，堪称忠于明朝的相当标准的遗民，由此推测，设想其为许汝霖之抄本《明史列传稿》做校对，应是十分合情而可以理解的事情。换言之，由朱尔迈的政治倾向与实际作为来判断，将现存复旦大学图书馆《明史列传稿》书内所夹题签中的“迈注”，解释为“朱尔迈注”也当是合乎人情事理的。

关于朱尔迈为此书作校对的时间，笔者的推测为当是康熙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其理由有六：其一，此一时期朱尔迈正在北京；其二，此一时期许汝霖亦在北京；其三，此一时期与朱、许关系密切的《明史》总裁陈廷敬同样在北京。以上三点回顾前文有关引文即知。其四，此一时期特别是康熙二十八年《明史》馆本身及其主要负责人多在北京。此点参见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康熙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记事部分。[9]其五，在康熙二十八年前约六年即康熙二十二年纂修各官撰写的《明史》列传拟稿已经基本完成，参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4月版徐蜀编《〈明史〉订补文献汇编》所收尤侗《明史拟稿》卷首自序、方象瑛《明史分稿残本》卷首自序，及前揭《万斯同与〈明史〉》上所收黄爱平《〈明史〉稿本考略》一文。在康熙二十六年四月，监修徐元文等修改为初稿并能从中选出部分卷篇交皇帝审看的《明史》纪传已达十之六七1；参见清刻本《含经堂集》卷十三《四月四日初进明史入奏乾清门》及卷十八《恭进明史事宜疏》。到康熙二十九年，徐元文等修改成的《明史》初稿全部基本完成，清人杨椿称：“历十二年（即自康熙十八年始至康熙二十九年——引者注）而史稿粗就，凡四百一十六卷。”见清嘉庆二十四年杨鲁生刻本《孟邻堂文钞》卷二《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其六，康熙庚午二十九年冬正在北京的朱尔迈，“忽负疴，诸先生不敢坚留”，第二年春正月离京南下回故乡，至康熙癸酉三十二年五月死去，参见上揭本传。以上六个原因，使得朱爾迈与关系密切的许汝霖、陈廷敬只能够于康熙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同在京城相聚，并能因陈廷敬身为《明史》总裁的条件，得以很方便地接触和利用明史馆中已经写出的《明史》列传初稿以抄出新本，并加以校对，而在此之前与之后，皆无这些条件。

上引万世标所撰万斯同老家《明史》原稿流散目录中，除许汝霖外，还记有陈实斋、蔡瞻岷两家一样拥有过《明史稿》中的自韩林儿至田尔耕止的传记抄本。其中蔡瞻岷在有关资料中显示，其为扬州人，一说休宁人。名廷治，字瞻岷、润汝，私谥德文先生。其人“抱伟略、具实学”，“学圣人之道”，能“言理河、言御边、言足饷、言救荒数大经济”，“尽通‘六经’、百家之说”，尤“长于治《易》”，曾作《大易观玩》一书，又“别注《书》《诗》《礼记》《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八书，各有序文一篇，以揭其旨”，“晚年则专治《庄子》”，“作《庄子序》一篇”。卒于康熙四十六年，享年六十八1，但皆未谈及其与名字中含“迈”字之人有关系。另，关于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万斯同《明史列传稿》，今所知其最早收藏者为乾隆时海宁吴氏拜经楼，而蔡瞻岷非海宁人。可见，蔡瞻岷虽曾拥有“自韩林儿起至田尔耕止”之万斯同《明史》列传稿抄本，而他所拥有之抄本，当不大可能与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万斯同《明史列传稿》有关，换言之，蔡瞻岷虽曾拥有“自韩林儿起至田尔耕止”之万斯同《明史》列传稿抄本，但不能由此而妨碍关于将现存复旦大学图书馆《明史列传稿》书内所夹题签中的“迈注”解释为“朱尔迈注”之推论。上引万世标所撰万斯同老家《明史》原稿流散目录中，记陈实斋曾拥有“自韩林儿起至田尔耕止”之万斯同《明史》列传稿抄本一事，也不能推翻这一推论。按，陈实斋，本名陈诜，实斋为其号。海宁人，卒于康熙六十一年，享年八十。康熙壬子十一年举人，“自补中书，三迁而副长御史，开府贵州、湖南，入为尚书，皆特擢，不由阶资”2。但他虽为海宁人，而史料中不见其与名字中含“迈”字之人有关系的记载，这成为得出上文所作其虽拥有《明史》列传稿抄本、但也不能推翻所谓“迈注”中之“迈”当指“朱尔迈”之判断的根据。

查光绪戊申三十四年仲夏月上海集古斋石印《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吴修编）之卷十一，收有摹刻朱尔迈手书书信一封，其中“迈”“卷”二字之结构、笔画特点，与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万斯同《明史列传稿》中上述题签的“万”字、“迈”字及“卷”字，十分相似。3这也为判断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此书当为原藏许汝霖家、经朱尔迈校过的抄本《明史》列传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讨论至此，如下的结论似可作出：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明史列传稿》大体可认作在康熙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经过海宁人朱尔迈校对过，至于其由许汝霖（或其所用书手）开始抄写的时间又当比之略早，具体说来似当不会早于上文谈及的监修徐元文（或称布衣万斯同）等修改完成《明史》纪传十之六七初稿之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因为再往前推则被许汝霖（或其使用之书手）作为抄写依据的原本尚未问世。

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万斯同《明史列传稿》，于其第六十四册末页有原收藏人拜经楼主人吴骞于乙丑年（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所写的一段话，其中说：“此书予藏之数十年。姚江邵予桐编修见而热爱之，以为此《旧唐书》也。在西湖书局中借阅累年，后竟携以入都，屡索不还。无可如何，属武林友人往取之，酬以二十金始得。昔人以借书还书等为一痴，殆是之谓欤！然予实一片苦心，终不以是为悔。”本书第一册末页有同人于嘉庆丁卯（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所写的一段话，其中说：“万季野先生所撰史稿，方望溪侍郎以为四百六十卷，诸志未成，全谢山庶常以为五百卷。今此仅列传二百六十七卷，虽似未全，盖华亭开雕时亦尚有删并也。昔邵二云太史在西湖书局尝从予借观，甚悦，谓此《旧唐书》之流也，携入都中十年余。后属朱郎斋索之，始见还。”按嘉庆之前为乾隆，乾隆凡六十年，其云“予藏之数十年”，“在西湖书局中借阅累年，后竟携以入都，屡索不还”，“携入都中十年余”，说明其收藏此书大体始于乾隆中期。其云“今此仅列传二百六十七卷”，说明今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者当即乾隆时吴氏所藏之原书，内容未曾增加，因为今存复旦大学图书馆该书正好为列传二百六十七卷。又，此书第一册末页又有吴骞所书未记书写时间之一段话，其中称此书“六十一本”；道光二十七年蒋生沐刻本吴骞后人吴寿阳纂《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二《明史稿列传》条，亦载此书六十一册，称：“右六十一册”。而现存复旦大学图书馆此书共六十四册。这种册数的差别，当是由于后人调整全书各册或部分册内所含页数、重新装订造成的，并不意味着乾隆嘉庆后至今全书卷数以致内容含量有所改变。

如上所说，许汝霖家所藏之名臣列传抄本仅包括“自韩林儿起至田尔耕止”。而查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之《明史列传稿》，《韩林儿传》在其卷八，《田尔耕传》在其卷二〇九。由此推测许汝霖家所藏明史列传之稿，似即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史列传稿》之卷八至卷二〇九部分。另，据《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记载，许汝霖生于崇祯十三年，卒于康熙五十九年。由此推测其家中所存明史列传之抄稿，又当主要或全部抄自康熙年间。如果此说不误，联系上文似又可推测，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二百六十七卷本《明史列传稿》至少卷一至七以及卷二百一十至卷二百六十七，当为抄写于雍正初至乾隆中期，倘其中也有抄自康熙年间者甚至全部抄自康熙年间，则其所据当为许汝霖家藏者以外的版本。

如所周知，康熙皇帝之子胤礽，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被立为太子，至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废，在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至五十一年九月又一度复立。因此，在《明史》拟稿中，凡写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至四十七年八月及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至五十一年九月者，“胤”字要全按避讳字处理。用此特征来对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明史列传稿》之卷八至卷二〇九檢查，即曾在许汝霖家中收藏的那部分《明史》拟稿之抄件进行检查，则会发现卷一六五《张佳胤传》中之“胤”字按原字书写，不予避讳，这表明这一传记的抄写时间当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至四十八年二月之间或在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以后之康熙末年。由此而联系上文关于许汝霖家所藏经朱尔迈校对过的那些列传其抄写最早可至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以后之判断，即可得知，许汝霖家所藏《明史》全部列传之抄写，似所用时间长可达二十年以上，最晚者可至康熙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由此以及上文关于复旦本《明史列传稿》卷一至七和卷二百一十至卷二百六十七的抄写时间等论述，而再反观本文所讨论的朱尔迈似校对过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万斯同《明史列传稿》这一核心问题，就可更多得如下一项收获：倘朱尔迈从事这一校对的说法能被证实，亦不可过分夸大这一贡献，因为他所校对的，在整个书中只是一部分，在该书之早期形态中可能也只是一部分。注意这一点，只是为了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不是为了否定研究和弄清朱尔迈与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万斯同《明史列传稿》相互关系的意义，因为这一发现和论证对于了解该书的早期形态有所帮助，对于进一步加深关于张廷玉《明史》拟稿这一史学史上重要课题的了解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本文所论，因限于客观条件，所见资料有限，提出的意见仅是试谈，不敢称为定论。抛砖引玉，期盼得到同行的指正，并期盼这一研究能深入地开展起来，以求获得全部真相。

参 考 文 献

[1] 虞浩旭、饶国庆：《万斯同与〈明史〉》（下），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

[2] 汪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许汝霖：《德星堂文集》，清康熙刻本.

[4] 《清圣祖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

[5] 《东华录》，清乾隆刻本.

[6] 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 温睿临：《南疆逸史》，清大兴傅氏长恩阁抄本.

[8] 《小腆记传》，清光绪十三年（1887）金陵刻本.

[9] 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