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将自己悬挂在香李树上的时候,我正斜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那天气温有点低,天气有点冷。微风,窗帘上绿色的波浪轻轻涌动,雪白的菊孤傲如一杆漂泊的桅帆凄凄清清地在波光里沉寂;窗外,半爿月亮在灰灰的云层里时隐时现,路灯像患着白内障的老者的眼,昏昏地发灰发黄,一片一片的叶从梧桐树上落下来,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跟随在来往的黄包车身后飘零。

我看电视的时候妻儿皆已入睡。电视栏目叫《落叶缤纷》,评说的是陆游和唐婉的《钗头凤》。台是省内台,一男一女两角儿却都是外地人。男的是一老头,头发雪白,气宇轩昂,电视里常见,姓苏,大作家。女的则面生,很年轻,做派像是影视圈里的人,与苏大作家相比有档子差距,甚至连普通话都说得不怎么地道,显然,她没能读懂唐婉内心的凄苦,愁模愁样装得太假,让人堵得慌也累得慌。

就在苏作家评说完毕做经典朗诵时,电话铃响了,响在苏作家艾艾怨怨的“错、错、错”上。

电话是秦一川打来的。“楚歌死了。”秦一川的语气是一般农家走失了一只小鸡小鸭的平淡。

“楚歌死了?”我有些不信,“今天上午我还和他通过电话,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自杀。在你家香李树上吊死的。”秦一川是我老家的邻居,此人眼睛瞎,但舌头长,嘴巴很碎。“那样子好难看好吓人,眼睛灯泡样滚圆,头后仰,口大张,粉红的舌头伸出来足足有半尺长……”我不明白双目失明的秦一川如何将楚歌死的细节“看”得如此清楚描绘得如此到位,听得我有点毛骨悚然。末了,秦一川又加了一句,“你在电话里和他说了些什么?”

“莫名其妙。”我说。

那边已把电话挂了。

楚歌——楚歌是我父叔辈的人,此人当过兵打过仗,后来坐了十几年牢,年轻时仪表堂堂,六十好几了,还是个腰挺背直的老帅哥。我与他接触不多,加起来也没几次。我觉得此人像个谜,一生中好像没扮演过什么光彩角色。他对我姑姑很是迷恋,时间之长几近半个世纪,可好梦不圆,二人到死都未能走在一起。缘由一言难尽。暂且不说。

先说我姑姑。

我姑姑年轻时是个超级大美女(有关她的美丽在以后的记述中偶尔还会出现一些,这里不做专门描述)。可我母亲对此却大不以为然,每每说起我姑姑的美丽她都会表现出十二分不屑。

“漂亮女人命薄,女人美了是祸水,美女故事多,可故事多了事故也会多。”母亲说这些时一套一套,且振振有词,“古往今来都验证了的。书上有,戏文里也有,不信去查。”

我不敢说我母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葡萄”之虞,但我姑姑的悲剧人生的确远不如她容貌的美丽。

说起我姑姑,我当然应该先简单地说说我的老家。我老家在鄱阳湖东岸的乐安河边上,叫救夫滩,还有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美人洲。救夫滩有一传说故事,说是一女子为救丈夫而沉落水底,而后变成了一个沙洲。你若远远地站在河对岸,就可以发现我们救夫滩像极了一位侧身裸卧的睡美人,丰乳、细腰、肥臀,恰到好处,栩栩如生。称美人洲乃实至名归。我们美人洲距县城不远,水路四十多里的样子,起点早,摸点黑,驾一只小船一天可以打一个来回。至今,我们村卖什么农副产品或购置什么大型物件仍是按这个模式运作的。

我爷爷带着我姑姑一道上县城去卖香李。

我家的香李——我的许多同学和朋友吃过我家的香李。我家的香李树就在我家当门口长着,六七米高的样子,树梢与屋脊平齐。树干与树叶和平常的李树无异,花虽说不上怎么好看,却多少有点儿奇:早起,那一树的李花远看近看皆蓬蓬勃勃的雪白,白得隐隐约约地泛起一股淡淡的幽蓝;而一近傍晚那李花却妖妖艳艳地红,红得张扬,红得放荡,像一片锦,像一抹霞。如此反复三天后方渐渐谢落。花在树上闻不到半点味儿,落下地后才散发出一阵阵清冽的芬芳。每年仲春,我都要回老家小住几日,为的就是去看香李花。如果说我家的香李的花有点奇,那它的果实——香李,则可以说非常地神。它的样子并不奇特,只有现如今的改良葡萄大小,初时碧绿,渐次变黄,成熟后透亮晶莹,可看见里面状若黄豆的一粒小核。它神就神在一个字上,这个字就是:香。那可不是一般的香,是那种一粒香李香一屋,一树香李香一村的香。上午吃了一粒香李,到夜里偶尔打一个嗝,那香气还跟着出来在口腔中荡漾,叫你回味无穷。说句让人见笑的话,我当初谈恋爱时,一约会就先嚼颗香李,惹得我女朋友尽想和我亲嘴。还有一件很怪的事是我家的香李树无法繁殖,吃完香李将香李里面的核埋在土里哪怕是霉了烂了也绝不会发芽。折一条枝桠嫁接在任何一种树上都不会成话。我的一位在省城植物研究所工作的同学为此事查阅过许多资料,做过专门调查专门研究,可终究也没调查研究出个所以然来。

我家的香李树和我姑姑同岁,树种是一位姓梅的江湖郎中赠送的。梅郎中在一次乐安河发大水时趴在一棵树上被冲到了我们美人洲,被我爷爷救起时已经在树上趴了两天三夜。这位梅郎中的祖辈在清宫内做过御医,经常出入三宫六院。香李的故事颇有点传奇色彩:为了给皇太后治一种怪病,梅御医采集了九九八十一颗李子核,这几十颗李子核分为九组,每组九颗,每一组都先后在九名宫女口中分别含上九天,也就是说每颗李核都必须在宫娥美女口中含上九九八十一天方可入药……这段故事我写进了我的另一部小说《冰梅》,此处不赘。梅郎中和我爷爷一道种下这颗香李种子的时候,我奶奶还不知道自己有孕在身,而梅郎中却指着我奶奶平坦的身子说:“蔡先生,女娃儿生下来就叫香李可好?”

第二年,香李苗苗从土里钻出来不久,我姑姑降生了,取名香李。

仍说那天我爷爷带我姑姑去县城卖香李的事。

按我们村上的习俗,栽种在房前屋后的花果是让村里的小孩子们偷着吃的,吃着玩的,不好拿到市面上去卖,谁卖了谁家小气,谁卖谁让人看不起。可那年我奶奶得了很严重的眼病,我爷爷的日子过得不怎么充裕,日子过得不怎么充裕的人讲的是实在,我爷爷就很实在,明白我奶奶的眼睛比名声更重要。因而,我爷爷决定用卖香李的钱给我奶奶治眼病。

那年我姑姑刚好十八岁,十八岁的姑姑就像三月的杜鹃,四月的红杏,五月的栀子,六月的鲜荷,浑身上下青春勃发。鸭蛋脸儿是那种手指轻轻一弹即有鲜红的血渗出来的娇嫩,穿一件蓝底细碎白花儿的大胸襟上衣,包裹不住的无限生机从胸间喷薄而出,一条粗黑的辫子直垂腰间,发梢上插种着一朵雪白的栀子花,就像身后跟有一只蝴蝶在翩翩起舞。尤其是那细腰圆臀,更是惹眼地将那些联想丰富的人们的目光诱惑了过去。可惜我姑姑生不逢辰,放在当今,这样的“范儿”,什么样的天下打不下来。

我姑姑还长有一张甜嘴,她站在香李摊子跟前,眼睛迎着一个个向她走过来的人,大叔大妈大哥大姐地叫着,还给你一个甜甜的笑,称过李收过钱甜嘴儿再轻轻巧巧甜甜蜜蜜送你一个“谢”字。不到中午,一箩筐香李就卖完了。到钱庄将钱兑换,竟卖了整整两块大洋。那天,我爷爷特别高兴,一路上划着桨沙着喉咙唱着赣剧饶河调,回到家还当着一家人的面说:

“今天的香李不仅卖完了香李,还换回了一箩筐眼珠子。”见大家不明白,又说,“香李,把衣服脱下来抖抖,说不定还不止一箩筐呢。”

一家人大笑,笑得我姑姑脸上飞霞。

第二天,我爷爷我姑姑起得更早,一树的香李摘得干净,风风火火地来到县城。

仍是昨天卖香李的地方,一辆老式福特牌小轿车脚赶脚地来了。车门开处,下来一位身穿一件海蓝色旗袍的中年女人。

据说,我爷爷回家后多次着意描述这位中年女人,他描述的情景和几十年后我在一次联谊会上碰到的情况差不多。我说的那时,文学已经开始走向败落,而许多人又想附庸风雅,这就有了我那次参加的作家和企业家的联谊。联谊会是在上海五角场的一家五星级宾馆的十八层楼上举行的。联谊会主持者是上海市作协的一个头头,他怕我们这些人无端地会冒酸气,在鼓吹了一通所有参加联谊会的企业之后,又告诫我们要不失礼貌尊重事业有成的他们,并委婉地指出我们早已列入日程安排的香港五日游能否成行,就维系在他们一干人身上。作协头头的金玉良言吓得我们一晚上坐在角落里不敢吭声。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一个个西装革履大腹便便,举手投足颐指气使气度不凡,身边的女秘一个比一个靓丽,一个比一个珠光宝气,似是每进来一个就多一份亮光。然而,真正震慑我们的是一家英吉利服装公司的一位服装设计师。她的出现使我们终于明白了怎样的女人只能叫漂亮,怎样的女人才能称美,而真正称得上美的女人实在是难得一见。严格说来,设计师算不上企业家,至多是个高级打工仔,出席联谊会也是帮人打工而已——她是临时受命代老板而来。服装设计师并没有为自己特意设计什么服装,仅一件湖蓝色旗袍而已。但是,就此一件旗袍竟像她身上派生出来的一样,自然,得体,犹如美丽的芙蓉的花和叶天然地生长在芙蓉树上一样。她没有佩戴任何金银首饰,只一朵白玉兰造型的玉色胸花别于左胸前,仅此而已。设计师的出现让场上所有女性黯然失色,连惯于品头论足的我们都一时三缄其口,更没有人敢想入非非。第二天,我们四处打听,才知道这女子毕业于剑桥大学,乃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大家族之一宋家的后裔,连胸前的“白玉兰”都是蒋夫人宋美龄先生的馈赠。于是乎,我们共同得出一个结论:暴发户就是暴发户,贵族就是贵族,二者本质区别如同天地;三年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代未必能出一个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