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原始部落遗址中“愈合的股骨”的阐释，涉及到人性生成这个古老的学术问题。原始人类对失去劳动能力的伤、病、残、老人产生了怜悯心理，这无疑是人类由野蛮迈向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将其归结为原始人类开始懂得了怜悯，这就是把因果关系本末倒置了。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化到文明社会的动力和根据，不应该用人类的情感、道德、人性来解释，而应该到人类的生产实践中、到社会经济关系中给予说明。人类不是因懂得了怜悯而进入文明社会，而是在文明社会渐次到来的过程中才逐渐懂得了怜悯。从“愈合的股骨”阐释中折射出两种历史观对人性阐释之根本对立，其焦点在于：到底是用历史解释人性还是用人性解释历史。唯心史观用人性解释历史，唯物史观则用历史解释人性。

关键词：唯物史观；唯心史观；人学观；人性生成理论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6006103

一、对“愈合的股骨”阐释关涉人性这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意林》2011年第8期刊登了一位名叫R·韦恩·威利斯的英国人写的一篇文章——《愈合的股骨》（荣素礼译），其中作者记述了这样一件科学家治学轶事：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有幸旁听了著名人类学和考古学家玛格丽特·米蒂的一个学术讲座。下课前一个听众提问：“发掘出一个原始部落的遗址后，您怎么判断这个部落已经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了？”米蒂教授回答道：“受伤后又愈合的股骨。”玛格丽特·米蒂如此解释：在一个完全野蛮的部落里，个体的生死纯粹取决于残酷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除了少数特例，多数受伤的个体都无法生存下去，更别说等到骨伤痊愈了。如果在一个部落的遗址中出现了大量愈合的股骨，就说明这些原始人在受伤后得到了同伴的保护和照顾，有人跟他们分享火堆和食物，直到他们的骨伤愈合。最后米蒂教授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标志着原始人类开始懂得怜悯，而怜悯正是文明与野蛮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文章所记述的这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愈合的股骨”的阐释，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对人性这个古老命题的阐释。我们有必要对这位人类学和考古学家的阐释进行剖析，以期达到明辩学术是非之目的。二、关于古代社会分期的相关概念

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一下本文讨论将涉及的古代社会分期相关概念。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古代历史分期法，他把古代社会分为三个时期：Savagery，Barbarism，Civilization——一般译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其中，原始社会包括了两个时代：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蒙昧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这是人类以获取现成的天然食品为主的时期，即狩猎文明阶段。当人类开始有了磨制的石器，发明了弓箭，掌握了制陶术，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野蛮时代是原始社会的高级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出现。这一时期人类学会了驯养家畜，野蛮时代晚期人类发明了冶炼技术和铁器工具，发明了牲畜犁地，人类开始进入农业文明时期。文字的发明及其被应用于文献记录，标志着人类过渡到文明时代。一般认为，金属工具的大量出现、文字的发明、阶级分化和国家的形成，是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野蛮社会的结束、文明社会的到来意味着原始社会解体，人类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即政治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私有制、家庭和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也沿用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分期法。

在《愈合的股骨》这一简短对话语境中，文中所提出的何以判断这个部落已经进入“早期文明阶段”，指的是原始人类向更高级的文明社会过渡阶段。而考古学家玛格丽特·米蒂认为原始人在受伤后得到了同伴的保护和照顾，有人跟他们分享火堆和食物，也正符合野蛮社会晚期向文明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特征：这就是原始人类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出现了稳定的劳动剩余产品，从而才使原始人类有条件来保护和照顾受伤的同伴。而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正是剩余产品被个人占有、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与国家形成的物质基础，所以考古学家玛格丽特·米蒂所说的“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即指“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三、人类是因懂得了怜悯而进入文明社会抑或因文明社会到来而懂得了怜悯考古学家玛格丽特·米蒂对原始部落遗址出现股骨愈合现象的解释有其合理的一面——根据在原始部落遗址中出现了大量愈合的股骨这一史实，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些原始人类至少已经步入野蛮时代即原始社会晚期，正处于文明社会的门槛。因为一直到野蛮社会晚期之前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由于简陋的石器劳动工具，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极为低下，饥饿始终对原始人类种群生存构成严重威胁。面对饥饿与生存的威胁，原始人类对于部落之间战争冲突中的俘虏，要么将其处死，要么在食品奇缺时将其吃掉。这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每个成年人的劳动能力在勉强维持自身生存之外不能提供剩余产品，所以俘虏便没有利用价值。氏族与部落成员在自己都食不果腹的状况下，决不可能为了“人道主义”而把俘虏养活起来，使种群生存陷于更加危难的境地。恩格斯一针见血地道出其中的物质原因就在于：“对于低级阶段的野蛮人来说，奴隶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处置战败敌人的办法，与较高阶段上的人们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同。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劳动力还不能提供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的盈余。”[1]为了摆脱生存危机，原始人类对于氏族和部落内部不再具有劳动能力的伤、病、残、老人，同样采取不再提供食品的方式将其抛弃掉甚至吃掉，这在当时条件下别无选择。只有把不再具有劳动能力的伤、病、残、老人抛弃甚至吃掉，才有可能让氏族成员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和小孩分到维持生命最低限度的食品，从而保障种群的生存。马克思指出：“由于所有这些食物都靠不住，所以在广大的产鱼地区以外，人类便走到了食人的地步。古代食人之风的普遍传布，已逐渐得到证实。”[2] 原始人类野蛮时代处置战争俘虏和对待氏族内部伤、病、残、老人的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人道和孝道的。

对失去劳动能力的伤、病、残、老人产生了怜悯心理，这无疑是人类由野蛮进化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由此把人类从野蛮社会步入文明社会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原始人类开始懂得了怜悯，那就本末倒置了。同情、恻隐、怜悯、敬老、人道、善恶等以伦理、情感价值观方式表现出来的所谓人性，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3]92唯物史观坚持从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实践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来解释每一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人性即人的伦理道德善恶价值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不过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而已。不是人性决定社会存在，而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时代的人性。人类怜悯、善恶、人道等人性的抽象原则，不应该到人的天性或理性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每一时代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其合理依据。现实的人类从事着怎样的生产实践活动，就创造了怎样的经济关系，也就塑造出不同时代的人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

考古学家玛格丽特·米蒂的错误在于她把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的因果关系颠倒了。原始人类决不是因为开始懂得怜悯而具备了进入文明时代的条件。恰恰相反，是因为原始社会晚期金属劳动工具的出现，生产效率提高，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大大增强，特别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发明，使人类产生了稳定的剩余食品，原始人类开始摆脱了生存危机，这才为人类同情、怜悯、人道等伦理道德情感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当照顾受伤的同伴及病、残、老人，让他们分享食品不再对种群生存构成威胁的时候，原始人类才破天荒地开始对那些伤、病、残、老人表现出怜悯、人道等“崇高品德”。同样，当一个劳动力的劳动效率在满足自身生存需求之外，还可以创造出剩余产品的时候，战俘也开始受到“人道主义”待遇而不再被处死，因为保留战俘已经有利可图。而一旦劳动生产力能够产生稳定的剩余食品，就为剩余产品的个人占有创造了物质条件。一旦剩余财产的个人占有出现，就意味着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出现和国家形成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意味着原始社会解体，人类踏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步伐谁也无法阻挡了。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60与考古学家的观点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化到文明社会的动力和根据，不应该用人类的情感、道德、人性来解释，而应该到人类的生产实践中、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到社会经济关系中给予说明。人类不是因懂得了怜悯而进入文明社会，而是在文明社会渐次到来的过程中才逐渐懂得了怜悯。四、人性生成理论分歧本质上折射的是两种历史观的对立人类怜悯、人道等慈善之心的产生，到底是人性自我“觉悟”的结果，还是人类生产实践发展使然？到底是原始人类因情感逐渐丰富而发现了怜悯、人道的价值，还是经济利益关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使人类滋生了怜悯、人道情怀？这两种人性生成理论、人学观的分歧，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本质性问题则是两种历史观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前，关于人的本质与人性问题，从来没有得到科学解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史观都脱离了人的现实物质基础，离开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离开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其结果必然导致抽象的人性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突破了这一困惑人类数千年的难题，实现了人学领域的科学革命，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和人性的生成。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性中的怜悯、人道等善恶伦理观念，归根结底是由每一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关系决定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实践及其发展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也是理解人的本质与人性生成奥秘的钥匙。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人的本质和人性的秘密归结于实践，认为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的本质和人性只能由社会实践来说明。人的实践的不断发展与开放性决定着人的本质与人性的不断发展与开放性。人性是历史地发展的。人类创造物质资料的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生产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人性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因此，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自己的人性。“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6]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人的本质与人性问题上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单个的人向社会的人、现成的人向生成的人的三个转变，最终在人类思想史上完成了人学观的彻底革命。人性问题上两种历史观的对立，其根源就在于是否把人的本质与人性放到人类的生产实践中去理解。（下转第69页）唯心史观用人性解释历史，唯物史观则用历史解释人性。这就是包括人类学和考古学家玛格丽特·米蒂教授在内的一切唯心史观错误的要害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52.

[2]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0.

View on the Division of Two Humanisms and

Historical Views from the Prospect of the Healing ThighBone

LIU Fang1， ZHAO Suisheng2

（1. Shaanxi Polytechnic Institute， Xianyang 712000， China； 2. Xijing University， Xi’an 710123， China）

Abstract：British anthropologist and archaeologist’s interpretation on site “primitive tribes in healing of femoral”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nature involves the generation of this ancient academic problems. The power， according to the barbaric society evolved into the civilized society， should not use the human emotion， morality， human nature to explain， but should be to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social economic relations are given. Human beings are not， due to understand compassion， enter the civilized society， because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gradually comes to gradual mercy. The interpretation is done of the history of human idealism， and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nature.

Key wor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idealism； hominology； theory of humanity generation

（编辑：蔡秀娟）刘芳，女，汉族，1968年4月出生，籍贯陕西横山县，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婚姻家庭理论。

赵绥生，男，汉族，1953年10月出生，籍贯陕西清涧县，法学硕士，西京学院思政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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