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桂林地区自古受楚越等文化影响，巫、傩等祭祀民俗发达，其中以龙胜、恭城、阳朔三县的祭祀民俗保留得最为完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节日民俗中经常使用的祭祀音乐具有祭祀、社会文化、娱乐等社会功能，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祭祀祭祀音乐巫师民俗文化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J61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2）01-0037-02

一、前言

桂林地区自古受楚越等多文化影响，巫、傩等祭祀民俗发达。笔者自幼在祭祀民俗的神秘氛围中成长，深刻感受着祭祀民俗的深厚文化底蕴，对祭祀活动中的祭祀音乐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于是产生了深层探求的愿望。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对桂林地区的龙胜、恭城、阳朔等县的祭祀活动进行了实地调查。龙胜、恭城两县属少数民族自治县，当地的民俗节日尤其是祭祀活动，具有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除汉族地区也有的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半等与祭祀相关的民俗节日外，这两个地区还有如 “盘王节”、“关公节”等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节日。在恭城的孔庙人们还不定期地对孔子进行祭祀、还愿等。阳朔县是桂林地区的文化名城，近年来在旅游开发中对白沙、福利等地的六月二十八节进行对外宣传，从而受到关注。经过实地调查，笔者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祭祀音乐的艺术魅力，对于祭祀及其音乐的社会性有了自己的一些拙见。

祭祀是古人对神灵、祖先或死者表示敬意的一种仪式，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时期。[1]《汉书·郊祀志》云：“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龙，能平水土，死为社祠。有列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谷，死为稷祠。故郊祀社稷，所从尚矣。”共工和列山氏都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有功于人民，故受到祭祀。[2]在生产力低下，思想蒙昧、混沌的远古时代，人们对于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天灾人祸带有恐惧心理。于是朴素地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与天地间的神秘力量有关，降福或降灾都是天意，也定是人的某些行为触犯了天意。对于能帮助人们消除灾难的英雄，人们则认为他们能通神力，死后则成为神之一员，于是产生了原始的信仰、崇拜。为求消灾减难、风调雨顺、驱邪降魔，人们设神台告慰神灵，祭拜祖先、英雄，形成祭祀。

祭祀音乐，即指在祭祀中所使用的音乐。它是一种祭祀与音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祭祀音乐首先具有祭祀的功能。

《楚辞章句》中有“楚国南郅之邑，沅湘之间，其俗巫而好祠，其祠必作乐歌舞以乐诸神”的记载，陈四海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中也有“巫师在施行巫术时，不用歌舞的情况是极少的”这种说法。古代乐舞中的《云门》、《大户》以及屈原所作的《九歌》等都是用于祭祀的音乐作品。在祭祀活动中，人们为什么要使用音乐呢？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们在劳动中有了较发达的脑部思维，并在劳动中有了语言和节奏感。在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便是与自然界作斗争。所以，当人们祭祀自然界神灵的时候，便会使用语言和节奏来反映劳动场景，以达到与神灵交流、沟通的目的。前面所提到的语言和节奏即组合成了原始的音乐。在原始的祭祀活动中音乐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使人神获得交流以达到祭祀的目的。由此可见，祭祀音乐是为沟通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为人们的劳动生产服务。

任何一种音乐文化或一种音乐文化行为，都是一种社会现象，都会产生某种社会效果。[2]《乐记》中也有“声乐之道，与政通矣”，其强调的是音乐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作为沟通人神的祭祀音乐又有怎样的社会功能而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服务呢？

二、从沟通开始的社会文化功能

前面提到，祭祀音乐的产生源于人们企图与神达到沟通的朴实想法。因此，原始的祭祀音乐多以叙事性的说唱为主。

以桂林地区龙胜各族自治县的“盘王节”为例。龙胜的“盘王节”是龙胜的瑶族人民还盘王愿、祭祀盘王的一种祭祀民俗节日，其中祭祀是主要的活动内容。瑶民于每年的秋收后（现在已统一定为每年的农历十月十六）举行祭祀仪式，感谢盘王的护佑。在收成特别好的年份会对盘王进行大祭。在祭祀过程中师公会演唱《分逢歌》、《盘王歌》等。《盘王歌》不是每次祭祀都会唱，因为它是瑶族的民族史诗，内容包括瑶族先祖盘古王的创始史以及瑶民社会生活吃穿住行方方面面的行为规范等，只有在大祭的年份才会唱。而其中的《分逢歌》内容大致是诉说迁徙逃难中的夫妻分离，以及得到盘古王搭救后又相逢重建家园的故事。据《龙胜红瑶》一书记载，龙胜境内的瑶民也是由于遭受迫害而迁徙至此，因此《分逢歌》也可看做是经过加工的龙胜瑶民迁徙史。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低下、文化封闭，不识字的先民只有通过祭祀音乐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延续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参加祭祀的人们通过师公的叙述和演唱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了认知和了解，他们都以口头传承的方式代代相传。这种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保存历史、传播文化的方式，使得祭祀音乐具有文化的传承功能。

祭祀仪式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仪式活动，不管是什么样的祭祀都含有请神、降神、倾诉、祈求、谢神、送神等过程。[3]请神之时一般会出现神灵附体的现象（笔者幼年时经常生病，母亲便会按当地风俗为我请来能驱邪的巫师诊治，于是多次见到过该现象）。巫师在做好各个方面准备之后便出现灵魂附体，即算是请到神了。此时的巫师与神合二为一，巫师也便成了神。接下来是降神，会有巫师与神的对话，此时要唱诉祭祀的缘由，上文提到的演唱《分逢歌》便属此类。这是巫师代表祭祀的民众说的话，在听完巫师的表愿后，神灵也会表演一些教化性质的歌舞（当然，这些都是巫师一个人在表演）。在对恭城文庙的调查过程中，我们碰到了某学生考上大学后其家长在巫师的主持下到孔庙还愿，在降神时，巫师以神的身份唱到了诸如要求子弟继续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和父母亲人恩德的内容。

从以上的实证中我们还看到了祭祀音乐的教化功能。其实，祭祀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同时也是人们长期以来的民俗信仰、民族习惯和道德修养的潜移默化。由于对神灵的崇拜和信仰，神的语言、教化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各方面起规范性作用。

三、从娱神到娱人的娱乐性功能

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就认为，要上苍赐福必须得让他高兴，只要神感到愉悦了便会赐万民以福气。人们发现音乐可以让自己感到轻松愉快，于是在祭祀中加入了娱神的音乐。东汉王逸《楚词章句》中说：“其祠必作乐歌舞以乐诸神。”《孟子·万章上》有：“使之主祭祀，而百神享之。”可见，祭祀音乐不仅仅是单纯的祭祀神灵，更有娱乐神灵的意思。当然这是在原始生产力条件限制下产生的蒙昧而单纯的想法。实际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劳动剩余时间的增加，人们也开始渴望获得更多的娱乐，以缓减劳动的疲劳，于是在娱神之外，产生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娱乐自己，即娱人。

我们知道，音乐本身就具有娱人的功能。祭祀音乐虽为宗教性音乐，同样也有动人、美妙的一面。以我们在恭城文庙听到的祭祀音乐为例（虽然巫师一再强调这些曲调是孔圣人教的，她天生就会，但我们依然能从音乐中听出广西山歌、桂林彩调和文场的影子），巫师的演唱高亢、悦耳，旋律优美动听，我们当时也正是因为巫师的歌声才注意到她的祭祀活动的。可见，作为祭祀的音乐，用来欣赏也是不足为奇的。史料上也有记载商代的巫师作为高级乐手在宫廷中演奏供帝王享乐的。

在交通闭塞、与外界交流甚少的地区，祭祀音乐更是深受人们的欢迎和推崇。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娱乐节目只有自娱性质的歌唱，而只有在重大节日才会表演的祭祀音乐带给人们的是虔诚的期待与满足的愉悦。

在现代社会，由于对民俗活动的深入研究，各类民俗相继被挖掘而受到人们的关注。被雪山封存上千年不变的纳西文化被考古学家、人类文化学家、民俗学家一一展现，而作为其祭祀性音乐的东巴古乐，更是以其神奇、瑰丽的艺术魅力征服了现代人的耳朵。许多旅游参观者前往拜听古乐的神秘之音。由此我们看到了祭祀音乐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又有了新的功效和作用——作为旅游项目供游人参观。桂林是一个以旅游为主的城市，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以阳朔县白沙镇的六月二十八节为例，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八这一天，白沙镇的各乡民聚集到镇上举行祭祀、集会、舞龙、游会等活动。游客在节日上可看到当地的祭祀风俗，听到祭祀音乐，欣赏具有地方特色的舞龙舞狮等歌舞表演。同时，当日的小镇也是各类商品的销售集散地。由此可见，祭祀音乐作为民俗活动的组成部分，又具有了商业化的娱乐性功能。

四、结语

本文所论述的是笔者在查阅资料、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所归纳出来的祭祀音乐这一文化现象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具备的社会功能，当然不可能涵盖祭祀音乐的所有功能。对于部分学者提出的辅助性医疗功能，笔者认为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文中“从娱神到娱人的娱乐性功能”部分所提到的商业化的旅游娱乐性功能，还有待商榷。有观点认为，这样的旅游开发是对传统民俗的亵渎和破坏。笔者认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可先不考虑它的操作性，从其结果看来，许多现代社会的人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跟传统文化有了亲密的接触，且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到了我们国家的传统民俗文化，这也有助于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传统民俗因新的文化因素的渗入会产生变异而形成新的传统民俗。传统民俗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具备适应人们社会生活的功能，作为民俗文化之一的祭祀音乐也因此才能得以保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古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1998.

［2］伍雍谊.音乐文化与社会理想［J］.民族民间音乐，1998，（2）.

［3］苑利，顾军.中国民俗学教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