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浅析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天职观”对我国职业观的启示

　　传统职业荣誉观及其对现代职业道德建设的启示怎么样

　　职业道德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某项职业所应该具有的社会作用和特性，使这项职业在精神乃至制度层面上达到社会的要求。从社会学上看它属于社会的特殊的文化，决定着某项职业的生存和发展。职业荣誉是每个职业人在自己本职范围内完成本职工作的责任感，以及在社会上所得到的尊重和体现的价值。其具体表现为爱岗敬业。职业荣誉是职业道德的高级体现，它激励和维护着职业道德，对职业道德的建设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现下职业道德令人堪忧，职业荣誉感日趋淡化，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就成为现代社会的迫切要求。既然职业荣誉对职业道德有着激励和维护作用，从职业荣誉入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职业荣誉观中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传统职业荣誉观的典型代表

　　在本文中传统的职业荣誉观我们去除了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基督教天职观，主要以欧洲的骑士精神、日本的武士道、中国的“儒教”为例，来探讨传统职业荣誉观的价值。

　　第一，欧洲的骑士精神――正义、虔诚、热情。其实最初的的欧洲骑士是野蛮、粗鲁的，但后来由于基督教的渗入和其他的原因，骑士改变了其形象，最终凝炼为中世纪一种独特的精神象征。“不管现实中的骑士多么肮脏卑劣、粗鲁野蛮、贪婪成性、穷奢极欲，但教会多年的努力、社会道德舆论力量的约束，骑士总成维持社会正义的象征”。甚至有不少人认为骑士的穷奢极欲其实是另一种对民众的同情怜悯，因为这给民众带来了生计，“上层有钱的骑士从小就被教育不必在乎金钱，金钱只有在购买物品时或赏赐时才有价值”。对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而言，虔诚也是骑士荣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是对

　　领主、教会的一种忠诚。他们总是对着各种各样的证物起誓：家族荣誉、圣物、佩剑等等，这种虔诚背后蕴含着强烈的职业操守，那就是信誉。作为当时的社会道德典范来说，遵守诺言对骑士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违背诺言是对骑士二字的践踏，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骑士精神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恰恰与战争中那种庄重、冷酷的外表相反，那就是热情。我们可以从欧洲很多电影、文学作品中找到它的踪迹。这种属于骑士的热情，往往是彬彬有礼的热情，这种源于典雅爱情兴盛的12世纪的热情，使得骑士在社交场合中大受欢迎。这种热情带有对女性的尊重，对爱情的赞颂，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在它的滋润下，女性不再自卑和胆怯，生活不再沉闷，艺术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第二，日本的武士道――忠诚、正直、忍。想到日本武士，我们首先就会想到那种对天皇的誓死效忠。无法达成任务就剖腹自杀的武士形象。其实，也确实如此，武士的生命是异己的，只是为他人服务的工具而已，“生命被视为服务于主人的手段，其理想在于荣誉”。但真正的武士并不是愚忠，他们不会为了君主无常的意志和胡思乱想，而轻易交出自己的良知。无知的忠，是愚，是谄。而真正的忠，有点儿像中国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味道，不过武士道的忠诚更为超过，“武士通常的举动是以自己的流血表明他进言真诚，以此对君主的理智和良心作最后的诉求”，他们总是以带血的决心来表示自己的的忠诚。武士道它还代表着一种正直，“对武士来说，没有什么比秘密交易和好诈行事更令人憎恶了”。由于这种正直使得日本武士在日本封建社会土崩瓦解，资本侵袭下，过得并不是很顺利，当时他们已经被允许自由投资，但是他们总是在与狡猾老道的平民的竞争中溃败。此外，日本的武士道还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忍。那是一种处变不惊、波澜不兴的状态，甚至在极端痛苦之时，还能泰然一笑。在他们眼里太多表露你内心的面部表情是不被允许的，那是有损武士荣誉的，因此，他们是最擅长自我克制的，即使是面对剖腹――那在我们看来是极度痛苦和残忍的事情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好不痛苦的“光荣”地去完成。由于正常情感被过度地压抑，找不到宣泄的出口，所以他们走

　　上了偏执、冷酷和伪善。

　　第三，中国的“儒教”――君子之道、廉耻之心。我们知道中国的儒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儒教非源于超自然的力量，也并非劝人为善而劝人为良民，但是它在中国，尤其是封建时代的中国，可以被看做是承担着宗教的责任。这种宗教，教诲中华民族知礼明义，注重自身修养，对人有礼，对君忠诚，对亲慈孝。因此，它的荣誉观可以用这几个字来概括“君子之道、廉耻之心”。君子是儒学体系所提倡的理想人格，是济世、治世的主体，他从道而不从君，以道事君。君子之道是中国式的绅士修养，却比绅士内涵更加得饱满和丰富，其内涵主要包括“以善良、仁爱、礼义、忠信为道德标准，以坚强意志、独立精神、安贫乐道为人格追求，以自强不息、内圣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目标”。这种君子之道在道德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廉耻之心，儒家认为廉耻之心是人与畜的区别，人因为知耻而有所不为，使其行不逾矩。所以要采用政、刑、德、礼等手段使人们养成这种廉耻之心，让他们“有耻有格”。

　　传统职业荣誉观的内涵

　　以上述三种典型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职业荣誉观产生和兴盛于封建专制时期，当时的统治阶级或宗教势力出于统治的需要，就建立了一套社会道德体系，使人们自愿自主地完成自己的义务，甚至牺牲自己，以期获得统治者或社会给予的盛名、荣誉。正因为人们看重这种荣誉，甚至把它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假如能够得到荣誉和名望，生命本身也被视为无足轻熏。因此，当一项事业被认为比生命更可贵，那么人们就会从容而迅速地舍弃生命”，所以他们对这荣誉背后的义务会义无反顾。

　　分析上述三种荣誉观我们可以得出它们共同的值得珍视的内涵：1、诚信守诺。无论是骑士精神、武士道，还是中国的“儒教”，它们都非常重视诚信和守诺。骑士、武士他们经常立誓，如果常违背自己的誓言，对领主抑或对其他人进行欺诈的话，就会被认为是对武士、骑士荣誉尊严的践踏，会被社会所不齿，在他们难以达成约定时，宁可

　　选择“光荣”地自杀，以保持最后的尊严。因为他们是社会道德的典范。之于中国的儒教，历来就有诚信的思想，“君子诚之为可贵”，“信以诚之，君子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在儒家看来诚信是为人的必要准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立业的根本，是为政者的必备素质。诚信支撑起整个儒家社会伦理规范的框架。2、重义轻利。利是物质基础，义是道德追求，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片面地强调义或利都是不对的，所以这里所说的“重义轻利”是在义利兼顾的基础上，更偏重于义的追求。尤其是中国的儒教，在儒家的一些思想家看来，“义”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它与人的道德品质是紧密相连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是君子所具有的，它是君子品德修养的内涵之一。而“利”则与欲相连，是人欲望的一种满足，儒教不反对基本欲望的满足，但反对贪欲，过分的追逐利益，他们认为义利有公私之辨，反对私利和小义，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儒教，尤其是后来的理学派主张以心制欲，使其合于义。而对于骑士和武士，我们也可

　　以看到，他们效忠于一位领主，而不是其他能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的领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义”。因此，传统的职业荣誉观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泛滥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是对立的，对消解现代职场上的污浊之气有很大的作用。3、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下，骑士、武士、君子都要求对自己侍奉的君主要忠诚。有二心、侍二主是被社会所唾弃的。而且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有着一种深切的、执着的热爱。正是这种热爱才使得他们对身份荣誉的无比尊崇，竭力维护，不惜舍生忘死。这种热爱背后包含着自我价值能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中得到充分地实现和肯定，所以有一种刺激的动机。也就是说这三种荣誉观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支持和推崇。所以，社会需要各行各业的奉献，而各行各业同样也需要社会的尊重和支持。

　　传统职业荣誉观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荣誉观，能带给我们以下方面的启示：

　　反对职业歧视。“‘把一个人称作贼。那他就会行窃。’一个行业被社会贬低，那么它的从业者会自然而然地调低他们的道德水准。正如布莱克所说‘正常的良心能够上升到对它所要求的高度，也很容易下滑到人们期待的它的底线’”。从对传统荣誉观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一项职业只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认可，从业者才会有工作的热情与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和国家的建设中去。然而，现代有许多职业被“边缘化”，甚至是按职业划分人的高贵与低贱，上还会时不时地出现售票员、公车司机被人侮辱、打骂，农民工被城市居民排斥等等。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涉及方方面面，社会生活也需要各行各业，各类社会劳动者都应该受到尊重。单就职业类别而言，各行各业都是平等的。

　　热爱自己的职业，勇于奉献。现代社会人们大多数把劳动、工作当作一种谋生手段，不是出于自愿的，近乎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们就像是被设定的机器一样，准时上班、下班，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我们缺乏传统荣誉观中的对自己的社会职业，或可称之为自己所守的“道”的一种热情。没有这种热情，就不会有全身心地投入，就不会把职业当作自在生活的一部分，就不会在工作、奉献中体会到快乐。

　　诚实守信，反对一切向“钱”看。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大流中，人们浸润在功利主义的原则下。处处讲究效率，而效率等于什么?等于金钱。一些人变得一切向“钱”看，为了得到金钱上的满足，甚至不择手段，坑蒙拐骗各出“奇招”，诚信严重缺失。我们不反对功利，利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基本的利是生活、生产的基础，但我们必须反对把利、钱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为此，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利益导向，建立自律和他律的共同体系，推动社会职业的诚信建设，把传统荣誉观中的诚实守信的原则继承和发扬下去，健全我们的职业信用体系。

　　改变工作态度。我们在选择职业和从事职业过程中，常常会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而工作”，这是一个涉及价值观的问题，决定着我们

　　会有何种工作态度。在这里，传统职业荣誉观中的忠于职守就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无论是骑士、武士还是君子，他们都要求忠于自己的君主，以自己的从事的事业为荣。但是，运用于现代社会其对象要转变。因为他们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食君食，为君谋”，他们与君主形成的是以一种契约关系，他们出于义务为君主舍生忘死。在现代社会中，单纯地出于对于某个人或集团的义务而工作是不可能产生持久不衰的激情和动力的。我们应该将这种义务扩大化为公共的利益，正如爱因斯坦所想的“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们只有在“为公共利益服务”这种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下，才能端正我们的态度，规范我们的行为，才能产生持久不衰的动力，最终实现自我的价值，实现整个社会的幸福。

　　我们在这里搬出传统的荣誉观，并不是对它全盘的肯定，它也有许多偏执和不符合人性原则的方面，甚至在有些地方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竭力回避的，抵制它们在现代社会的蔓延。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荣誉观中有些许精华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发扬的，能借用来解决现代的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面对职业道德淡化、败坏的今天，对我们建构一个合理的社会职业道德体系有很大的帮助。

篇二：浅析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天职观”对我国职业观的启示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李大钊的工读教育观及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作者：欧丽荣

　　姚少怀

　　来源：《职业教育研究》2007年第09期

　　摘要：李大钊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工读教育观对我国的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工读教育观的主要内容是：重视争取工人的教育权利，倡导工农大众的教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倡导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强调补助、互助教育机关在工读教育中的重要性。根据李大钊的工读教育观，在发展职业教育时，应注重通过多种方式使职业教育大众化，应采取“工学结合”模式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关键词：李大钊；工读教育观；职业教育；启示

　　李大钊（1889—1927）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时期的一位革命教育家。他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述教育问题的教育家，其教育理论在当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本文拟就其工读教育观及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加以探讨。

　　李大钊工读教育观的内容

　　重视争取工人的教育权利，倡导工农大众的教育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说，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基础”。①他把发展国民教育视为培根固本的大事，认为国民教育的对象应包括全体国民，无论性别、职业、出身，也无论贫富尊卑、地位高下，人人皆有受教育的权利。正如他所说的：“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他对不良社会制度下为衣食所迫而丧失了受教育权利的劳动人民极为同情，认为这是侮辱个性、束缚个性的事。他于1919年2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劳动教育问题》中说：“人但知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物质的结果，是资本家莫大的暴虐，莫大的罪恶，哪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夺去他们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他认为“德谟克拉西”精神不但要求政治、经济上的平等，还要求教育上的机会均等。他敏锐地认识到劳

篇三：浅析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天职观”对我国职业观的启示

　　宗教改革“天职观”思想

　　天职观是清教徒（反对天主教一切不敬虔、不合圣经真理的教导和实践的英国基督徒开始了这一群体的形成）在遵循上帝要我们管理世界的命令时，经历五百年前（1517年）新教改革归正天主教的世界观后，在近三百年实践中管理天父上帝创造之世界的非常成熟的理念。

　　这一理念的神学奠基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归正神学思想上，它的社会实践理论代表人物和著作是亚当·斯密和他的《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以及马克斯·韦伯和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在实践中诞生出维多利亚时代即开始涌现的一大批创造和积累了巨大财富同时流芳百世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上帝的好管家（包括现在仍然屹立的吉百利、雀巢等）

　　在当今这个更加败坏和悖谬的经济物质时代，我们凭什么在职场在社会结合我们的信仰，整全平衡的实践我们的信仰生活并荣神益人呢？我们要做怎样的精英呢？是中国当今这样竭力获得更大权力、竭力占有更多资源、竭力为自己谋求最大福利的精英？还是效法英美数百年集信仰实践之大成的精英呢：他们有杰出的能力，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深厚的平民情怀！

　　在这样的具有普世价值彰显的基础上，我们很容易理解林肯总统那句话：“美利坚强大是因为美利坚良善！”

　　宗教改革中的“天职”观念

　　在对近代资本主义进行考察的时候，韦伯发现，近代资本主义除了以其理性主义的特征区别于传统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之外，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或者资本主义伦理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天职观”的观念。他说：“事实上，这种我们今天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个人对天职负起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所渭“天职观”，它是一种剥于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这种义务；至于职业活动到底是什么，对于天职观来说，倒是无关宏旨的。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流行的以理性方式从事资本主义工商活动，就是一种天职观的表现。说来奇怪，这种近代资本主义的天职观却是从新教改革中作为宗教伦理基础的“天职观”发展起来的。

　　德语euf(职业，天职；相当于英语的9：职业、神召)本来是一个宗教的概念，意指“上帝安排的任务”。但在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对《圣经》的翻译中，却首次将这个词与世俗意义的“职业”一词的用法联系起来；从此，“天职”这个词不仅指上帝委派的工作，而且指上帝委派的这项工作是要在世俗的职业中实现的。韦伯将天职的这种观念的转变视为宗教改革的结果。他说：“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职业的思想。”m从这种职业思想出发，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韦伯比较宗教改革前后基督教禁欲观的变化说，在改革前，天主教的禁欲方式，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认为世俗活动是肉体的事情；尽管它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但世俗活动只是信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如同吃饭一样，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而宗教改革以后，人世活动是为了上帝。路德首先提出，修道士的生活毫无价值，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的责任。与

　　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他以劳动分工迫使每个人为他人工作来证明这一点。这种对世俗活动的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路德在其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韦伯指出，路德的职业观念仍然是传统主义的，他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在任何意义上是根本的联系。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单纯在路德意义上的职业观念对我们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至少是有疑问的。但这不等于说，连路德对宗教生活的革新对我们研究的问题也没有某种意义，恰恰相反。只不过这种意义很明显不是直接来自路德及其教派对世俗活动的看法。路德精神的后继者们在加尔文主义以及其他新教教派那里发现了不同的精神在起作用。加尔文主义中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系，同天主教或路德主义相比，是很不相同的。

　　这样，韦伯便从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倡导一种新的“天职观”开始，转入了对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各教派的宗教伦理的考察。他认为，正是这些宗教改革以后出现的新教教派中的宗教伦理，揭示了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内在联系。

　　宗教改革以后出现的主要新教教派有四支：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韦伯通过对这几支主要新教教派教义的考察得出这样的看法：信仰新教的教徒，其生活方式，包括世俗生活的伦理，都是由其教义中的宗教伦理所决定的。而且，无论这些新教教派的教义彼此之间有何不同在强调人世禁欲这一点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共同的。比如说，基督徒信仰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而新教“尽管在不同的教义中获得恩宠的方式不同，但它决不能凭魔术般的圣事来取得，也不能靠相信忏悔来达到，更不能通过个人的善行来获取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只有在证明具有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方式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地监督自己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申”。“但是，如同我们所见，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在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之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看来，新教改革就是从提出一种新的天职观念开始，进而使教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其具有人世禁欲的性质，而且这种人世禁欲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必须完全采取理性的方式。韦伯就是通过对宗教改革与新教教义的研究，在新教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之间建立了联系。

　　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与天职学说

　　马丁·路德是16世纪德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在西方历史上,路德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动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但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对近代德国乃至整个欧美教育的发展，在西方教育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其中，因信称义和天职学说的思想产生了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因信称义”说主要导源于《圣经》的“因信称义”和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是马丁·路德神学思想核心。1517年，路德在维登堡教堂的门口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在德国揭起宗教改革的大旗。在《论纲》中，路德公开宣称“因信称义”说，强调信徒凭藉信仰，无需教会这个媒介，就能够直接与上帝相沟通。路德以后的著作《致德意志基督教贵

　　族公开书》及《基督徒的自由》等书中都阐述了因信称义说，强调了信仰的作用，而信仰的对象则是上帝及其权威的象征《圣经》。他认为，《圣经》中的每句话都是圣灵激励而成的，《圣经》是上帝的道，有基督的信息，有他救赎的功德，有对世人罪孽的宽恕和赦免。因此，《圣经》是判别信仰的唯一标尺。他认为教皇的行为必须符合《圣经》，否则人们就可责备教皇。路德强调：教父们的教训只有引人去读《圣经》的用处。

　　路德认为，基督徒之所以是自由，是因为他们“因信称义”，不再受善功律的支配，他们通过自己的信仰而与基督建立了新的个人关系。信徒不必依靠教会极其繁琐的宗教礼仪，只凭对上帝对的虔诚信仰就可以得到灵魂的拯救。因信称义的具体内容有：1.信仰即能得救。

　　2.圣经乃唯一的、最高的成就。3.平信徒皆为祭司4.僧俗

　　平等，恪守天职。这一宗教伦理是对天主教会所宣扬的“行为称义”和善功得救论的否定，所蕴含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因信称义”使宗教生活世俗化，从而动摇了基督教在社会生活中

　　的神圣地位，在上帝面前，广大基督教信徒都具有平等的地位。这为新兴资产阶

　　级的平等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信仰是所有基督教徒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而基督徒都蒙受上帝的洗礼和恩典、接受一种福音，因此，广大基督徒之间除了职务的区别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差别，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

　　地位。

　　因信称义说的根据是基督受难已经赎清了人类所犯下的罪，人只要信靠上帝，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施给信靠他的人，“在他里面，恩典、公义、平安、自由与万事都应许你了；你若相信，就有一切，你若不信，就缺一切。”在信仰与被信仰这一对关系中，人成了主体，上帝成了客体。上帝的存在是作为爱，作为奉献和牺牲的体现。事实上，上帝是应人需要而生，完全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的实体。

　　路德认为，只有发自内心的信仰才能取悦上帝，一切外在的善功只能使人误入歧途。因信称义说否定了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权。既然人凭发自内心的信直接与上帝相沟通，教会这个媒介就成为多余，笼罩在教皇身上神圣的光环就被剥落，教皇不再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也不再掌握天国大门的钥匙，不再是唯一解释《圣经》的人。凭着信仰，人人皆可为教士。“基督徒们中间，只有职位上的分别，并无其他不同。”这样，在信仰面前，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这种平等以后发展为资产阶级的平等原则。同时，因信称义”否定了外在的权威，强调主体内心信仰的作用。虽然信仰的对象表面上是外在的，但信仰对象已从主体的位置下移下来，而变成客体，并且为信仰者服务。一旦信仰，便获救赎，信仰的主体成了决定一切的力量，这样，主体便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此外，因信称义也使善功、苦行等外在的东西失去价值，内心的信仰高于一切，教会及其教规化为乌有。凡有信仰，一切皆皆教士，从此，基督教开始平民化、大众化。

　　马丁·路德在反对天主教会修道体制的过程中，同时受到中世纪职业观念和基督教神学与神秘主义的影响，产生了其独特的天职观念，赋予了世俗职业以道德意义。天职观的思想是路德在其改革活动的最初十年当中发展出来的，随着因信称义的发展成熟，天职观念日益重要。路德关于“天职观”提出和强调，修道士的生活作为在上帝面前进行证明的手段非但

　　毫无价值，而且，他们放弃尘世义务是自私和逃避现世责任的，人们开始明白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随着越来越多地卷入尘世的事务，路德对尘世中的劳动也给予了越来越高的评价。这种学说也极大地提高了尘世的地位，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的“天职”观念是某种人类必须作为神明旨意而接受、顺从的东西，他宣扬的是服从权威和接受既成事实。此后，加尔文教义将路德的“天职观”发扬光大，据此，每一个人死后能否超脱，上帝在他出生之前便已确定，他在尘世中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影响上帝的预定。教会、牧师、圣事都无助于人的解脱。上帝通过他那完全不可思议的判决，永远地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并控制了宇宙最细微的末节。由于上帝的判决不能改变，因此对于那些他赐予了恩典的人来说，他的恩典是不会失去的，正如对于那些上帝决定不赐予恩典的人来说，他

　　的恩典是无法得到的一样。“天职观”使近代平等观植根于宗教领域。每个人之所

　　以有不同的“天职”，是因为上帝赋予人们以不同的天赋，在上帝看来，每一种正当职业都具有完全等同的价值。所有职业都是为了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都是荣耀上帝的手段，在神面前地位一律平等。而彼此的平等也为宗教宽容提供了一

　　定的可能性。宽容才是真正的信仰，才是信仰自由的前提，也只有宽容，才能体现上帝的博爱。在上帝面前，广大的信徒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也只有宽容才能在上帝的博爱中和谐共处。

　　天职并不是透过对圣经的研读才出现的。所有人的职业和身份都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是上帝设立的。路德认为天职主要是肉体的事情，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得救，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中毫无必要注重职业形式。因此，追求超出自身需要的物质利益，必定预示着得不到天恩，因为显而易见，谋取那样的利益便只有牺牲他人的利益，应当直接给予谴责。从天职观来看，路德的伦理学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从基督教神学层面上进行的反思。虽然，路德的天职观始终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天职是指人所必须接受且必须适应的神定之事。但是总的来说天职学说不仅具有极高的神学意义，也同时具有宝贵的社会学价值，是路德伦理观中影响范围最广的思想。

　　马丁路德改教时，大力提倡四大原则：“人人为祭司、人人有召命、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他认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而上帝对人的呼召也是平等的。马丁路德强调神的呼召不限于灵魂得救，也包括了我们的职业或工作，因此一切正当的行业都应被圣化。不仅牧师的神职是上帝的呼召，而且人间的任何合法职业都是上帝的呼召。只要有呼召，洗地扫街等职业并不亚于作牧师、医生、护士之辈。马丁路德并非高抬一般人认为卑微的工作，乃是强调工作者在神面前的尊贵地位。甚至卑微如清洁工、打扫家务工等零碎的工作，若是为了荣神益人而做，都是圣洁的事。工作者有呼召，工作就有意义。认识到工作的意义，工作者就会忠心做工，力求完美。呼召或者天职的观念，不但可以鼓励我们敬业与乐业，也可以带领我们找到工作的永恒意义。马丁路德高举“信徒皆祭司”的口号，教导人们在工作岗位上要有好行为，凡事都要为荣耀上帝而作，虽然工作是世间的，但我们若敬业勤奋，任何工作都可以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事业。因此，一切正当的行业都可以被神化，连做家务都是服事神。他的这种思想，开创性地解放了各个行业，粉碎了中世纪天主教会对人们思想的禁锢。

　　可以说，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和天职学说的思想，为突破欧洲中世纪的黑暗，迎接近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