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30年，《红面小母鸡》被译入中国，译者正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奠基者——陈伯吹。他采用了一系列翻译策略努力使译本具有儿童性、教育性，但其译本却未完全达到他所预想的翻译效果。本文将对其翻译规划和翻译效果间产生距离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究。

关键词：《红面小母鸡》； 陈伯吹；翻译规划；翻译效果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9--02

引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分别在50年代中及80年代末形成了两座高峰，前者的理论代表正是陈伯吹。他在长达75年的时间中，著译儿童文学作品及理论近300万字，是中国极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家之一。早在1930年，北新书局就出版了由陈伯吹根据The Cock， The Mouse and The Little Red Hen以诗歌形式译成的《小山上的风波》；1951年和1953年，中华书局、少年儿童出版社又出版了根据该书完整翻译的《红面小母鸡》；此后，东亚书局和长征出版社还编绘出版了连环画，可见这个故事是极受欢迎的。

一、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与《红面小母鸡》翻译规划

1.1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1922年，16岁的陈伯吹走上讲台，他曾说：“我的儿童文学工作，几乎总是伴随着我的教育工作而进行，两者密切相联系，互相配合着的。”①而在50年代，儿童文学“教育性”也是极受重视的：一方面，这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极其重要的教育问题，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②；另一方面，在“向苏联学习”的主潮中，苏联儿童文学重思想性、教育性的理论成为我国儿童文学强调教化功能的一个源头。在译序中，陈伯吹写道：“主题是非常明朗的：爱劳动的有幸福的生活，懒惰地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但是在他们改过以后，也就尝到了劳动的快乐。”③很显然，这是他翻译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他是如何突显这种教育思想性的呢？

这体现在陈伯吹对反面角色的贬斥和对正面角色的赞美较之原文是更鲜明的。如，他将形容大狐狸的“bold 放肆无耻的”和“bad 坏的”译为“凶恶的”。这不仅可以使儿童联想到其行为、性情和相貌的凶狠可怕，而且也能对他“坏”的程度有更深的感受。实际上，陈伯吹翻译此故事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末期，周恩来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④，考虑到这个背景，陈伯吹在译言深发了“侵略者（狐狸）一定会灭亡”的思想，这正是时代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特殊需求。50年代，儿童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为时代需求所服务的，多提倡爱与美。因此，《红面小母鸡》的教育意义正符合陈伯吹的翻译目的，成为其翻译规划中最重要的部分。

1.2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

陈伯吹认为儿童文学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儿童的年龄特征，且“儿童文学作品必须在客观上和它的读者对象的主观条件相适应。”⑤这个观点与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红面小母鸡》的译文势必要切合陈伯吹所一贯主张的儿童文学应简单易懂，又有可读性和教育性的观点，他采取了以下方式来实现这种翻译规划。

首先，是叠词的运用。叠词的特点，是具有音韵、形象和达意之美，能从听觉、视觉和情感等方面提升儿童的阅读兴趣。在描写美丽的小屋时，陈伯吹译为“四扇小小的窗子、遮着绿油油的百叶窗板”，“小小”和“绿油油”，一方面显得这个屋子小巧玲珑，另一方面也将其艳丽的色彩呈现在儿童面前；而对狐狸抓住小母鸡后的描写——“他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条长长的绳，围在布袋口，绕着，绕着，绕着缚得很紧”则极有画面感。小读者一方面憎恶狡猾的狐狸，一方面又担心小母鸡他们难以逃脱，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

其次，为使儿童更易想象和理解，在一些陌生、复杂的词汇上，陈伯吹使用了简化和归化策略。首先，他尽量采用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名称。如，将“saucepan炖锅、煮锅”译为“锅子”、“frying pan长柄平底煎锅”译为“油锅”。这样尽量保留了锅子的不同用途，也通过省略其细致的种类而达到简化效果。其次，在抽象词汇上，陈伯吹也尽量采用了便于儿童理解的词语。如，将“peep窥视”译为“探望”、“a cruel smile狞笑”译为“可怕的冷笑”。如用窥视和狞笑，不但儿童不能充分理解，即便老师和父母也不容易向他们解释清楚。但若译为探望和可怕的冷笑，儿童的脑海中立刻就会出现狐狸鬼鬼祟祟、探头探脑张望的样子，既易理解，又具形象性。

第三，为便于儿童阅读或教师和父母给幼儿讲读，陈伯吹采用了一系列口语词。最突出的是他采用了方言来使译文更为亲切。如，将“spring”译为“河边头”、“at the window”译为“窗口头”。方位词加“头”的结构在吴方言中非常常见，它表示的是一种相对的范围，也可用来修饰前面的方位词，虽在语义上并无多大区别，但却更生动，儿童对此是熟习的。

总之，陈伯吹的翻译规划，正是要体现儿童文学中艺术性为教育性服务、教育性要建立在儿童性上、儿童性又不能缺少艺术性的特点和要求。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为完成其目标所做出的努力。

二、翻译效果与翻译规划的距离及产生原因⑥

陈伯吹于30和50年代两译《红面小母鸡》，前者为诗歌体裁，后者为童话故事。相较而言，前译更符合其翻译规划，而后译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呢？

2.1 语言差异

首先，前译采用了诗歌体裁，丰富的叠词使其更适合儿童阅读。如，“远远地望一望”、“小小的绿绿的”、“一步一步移着腿”等等。陈伯吹还根据汉语语音，对语句微调，在尾字上尽量押韵。如，“大狐狸真正坏，背上了布袋，立刻动身不懈怠，赶着路程快又快”，以“ai”为韵脚，朗朗上口。

其次，较之前译诗歌，后译在多处地方用语生硬，甚至出现语法错误。如，将英文语序原封不动译入中文，造成了关联词语错位。

译文：这只凶恶的大狐狸，一边摇摇他的头，摇了很久，因为一边在想。（The big bad Fox shook his head for a long time， for he was thinking.）

诗歌：凶恶的大狐狸摇摇头，摇了很长久，他在转念头，啊，他在转坏念头。

“因为”与for对应，被放在句末，这是典型的欧化现象。又如，由于一一对应原文，而使从句和主句主语不明。

译文：所以他掷了布袋，袋在地上重重地一碰，很快地就睡着了。（So he threw the sack down with a big bump， and very soon fell fast asleep.）

诗歌：他就把布袋掷在地上，布袋和地面砰地一撞。一会儿，狐狸就睡熟在草地上。

“袋在地上重重地一碰，很快地就睡着了”，显然是错误的。但从诗歌中可以看出译者是明白的，他补出了主语“狐狸”，避免了从句主语的缺失。

2.2 情感色彩及教育性的差异

诗歌形式使译者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出于教育性的考虑，陈伯吹加入了更多的情感色彩。他在描写狐狸所住的破旧房子时译为 “啊，一扇破门歪得关不上，还有两扇破的窗，油漆已经剥落的精光，真是一点儿都不像样”，这就通过环境描写，将懒惰的后果加以突出强调，并采用批评的口吻使儿童明白懒惰是不可取的。再如，描写反面角色时，陈伯吹译为：“住在那里面的，是五个坏东西”、“这四只小狐狸：都是馋嘴贪吃的坏东西”、“是的，他们长得又胖又肥，凶恶的大狐狸讲的时候真有滋味”、“（狐狸）脸上堆着狡猾的笑”。这些描写，一方面指出贪得无厌的人是为人厌弃的，另一方面也将大狐狸的阴险和小狐狸的贪婪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儿童面前，使他们能主动辨别是非。

2.3 产生距离的原因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笔者不禁产生了疑问：作为儿童文学语言大师的陈伯吹，为什么有时却连最基本的译语通顺都未做到呢？他为完成翻译规划运用了多种手段，但为什么未达预期效果呢？而且，他为何要在以诗歌形式首译这个故事的20年后，又坚持将它直译出来呢？

首先，儿童文学翻译在50年代对外国作品内容的选择上偏教育思想性，这为符合条件的《红面小母鸡》的重译提供了契机。其次，文研会与创造社曾就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论争，前者强调翻译必须忠实原著，这种主张也成为了之后中国社会的翻译风尚，被译者普遍采用。在同时期的儿童翻译出版物中，类似的句法欧化现象比比皆是。如《世界童话集》⑦中，“当他移动的时候，使他吃了一惊”、“这些麻雀是非常悲伤的，当它们见到他走的时候”、“那树底下是你曾经叫我留下饿死的”等都属此类。第三，采用“直译”也是受到了当时儿童文学界权威专业人士的影响。陈伯吹走上儿童文学道路，实际上和文研会的重要成员郑振铎有很大关系，而在儿童文学翻译上，郑振铎认为“为了维持诸家应有的独特风格，不致因转译而遭失真，大抵皆采取了直译手段”⑧。此外，鲁迅作为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对翻译也持有直译、甚至“硬译”的观点，作为儿童文学界的专业权威人士，这对处于同时代的陈伯吹不可能没有影响。

结语

陈伯吹《红面小母鸡》的翻译规划，是要传递原故事的教育性和儿童性。因此，他使用了一系列叠词、将复杂词汇简化、归化以及使用口语方言等做法，使译本具有儿童性、教育性。然而，其译本的翻译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结合译本产生的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要求其译本应适合儿童阅读；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翻译风尚却使他自发采用了直译。正是这之间的矛盾最终使得陈伯吹的翻译规划和翻译效果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距离。

注释：

[1]陈伯吹：《蹩脚的“自画像”》，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23-60

[2]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6

[3]勒菲甫尔：《红面小母鸡》，陈伯吹译，少年儿童文学出版社，1953：1

[4]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1950.9.30

[5]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25

[6]此章节对译本的引用均出自：勒菲甫尔：《红面小母鸡》，陈伯吹译，少年儿童文学出版社，1953年

[7]马尔虚：《世界童话集》，陈玮君译，东海文艺出版社，1957年

[8]郑尔康：《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564

参考文献：

[1]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M].深圳：长江文艺出版社，1956.

[2]陈伯吹.蹩脚的自画像[M]//《我和儿童文学》.上海市：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23-60.

[3]勒非甫尔.《红面小母鸡》[M].陈伯吹，译.上海市：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4]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重庆出版社，2000.

[5]Félicité Lefèvre. The Cock， The Mouse and The little Red Hen [M]. Macrae Smith Compan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