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8卷本《杨绛文集》，收集了杨绛在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方面的作品，“《文集》一经出版立即在读书界引起热烈反响，同年九月即获重印。……总印数达一万六千套，这在同类大型套书中是少见的。”这说明杨绛在今天还拥有大量读者。十年后的2014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隆重推出9卷本《杨绛全集》，将杨绛在2004年后写作的文字收入进来，此外，“还有做《文集》时尚未收入的作品多篇，如《〈宋诗纪事〉补丁收稿影印本说明》，诗作，书信，以及本世纪初同西班牙语文学研究界就翻译理论问题讨论的相关文章等。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作者于40年代创作的剧本《风絮》和翻译的理论专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这样两个孤本。”可以说，这部《全集》基本上囊括了杨绛一生的创作和翻译，体现了杨绛一生的文学实绩，是一部很不错的《全集》。但是，《杨绛全集》仍有遗珠之憾，笔者最近发现《全集》失收的一篇译作与一封佚信，可补《全集》缺漏，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1933年6月1日出版的《新月》第4卷第7期，刊有署名“杨季康”译的《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么》一文，原文为“F.S.Marvin”著，在译文前有编者按：“此文原名IS Communism Inevilable？载伦敦Hibbert Journal二十一卷一号，一九三二年十月”。同期还发表有钱钟书署名“中书君”的书评《近代散文钞》，此时杨绛已在清华大学借读，并与钱钟书相识并很快订婚，很有可能是钱钟书将此译文推荐给《新月》发表的。这篇译文是目前已知杨绛最早发表的作品，也是已知杨绛翻译的惟一关于社会科学类的作品。因此，这篇译文对于研究杨绛的生平及翻译都很重要，应该收入《全集》。因该译文较长，占13页之多，《新月》杂志不难寻觅，此不照录。

《全集》收有杨绛的三封信件，都是2001年所写。笔者找到的是杨绛一封已经发表的信件。该信刊于1940年6月出版的《振华校友通讯》第1期上，题为《本学年学校概况》，全信如下：

迳启者，本校自二十七年九月迁至上海复课，偎承季玉师及校董等嘱令暂时担任校长。季康才疏学浅，勉膺其任，兹将一年以来情形大略报告如左：

一、校址在公共租界爱文义路赫德路口，暑假以后仍在原址

二、教职员除苏地旧有人员外，在沪酌聘数人

三、新旧生两次招考共约二百名

四、本届毕业生，初中高中两班共约五十余人

校内情形大略如右，校内同人尚能秉承在苏时精神办理，尚祈各地校友随时指示，俾免陨越，无任感祷，此致

诸位学长公鉴 杨季康谨启

《振华校友通讯》是苏州振华女中在上海开办分校后，为联络校友感情，共同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而创办的。该刊介绍学校概况，记载上海校友全体大会，刊登浙江、上海、成都等各地校友来函，同时记载各个校友通讯地址。各地校友会来函则深刻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由于战乱四处迁徙，学生学习处境艰难，社会动荡的历史情形。这封信是杨绛任振华女中上海分校校长后，写给校友会介绍学校现状的，也是了解当时振华女中上海分校的重要史料。信中“季玉师”指的是前苏州振华女中的校长王季玉。

杨绛1928年毕业于苏州振华女中，对母校及王季玉校长怀有深厚感情。1937年苏州沦陷后，校长王季玉坚决不在日本人统治下办学。据《听杨绛谈往事》一书记载，“她（王季玉）与诸位同事商议决定，拒绝敌人接收振华，准备异地办学。她开始了振华校产大转移，将八十多箱图书和贵重教学仪器运到先祖归隐的太湖之滨的东山，藏在乡野农家的复壁中。1937年10月初，振华师生已有一部分迁往东山，一部分迁至同里继续办学。11月下旬昆山沦陷，苏州告急，季玉先生考虑到师生安全，才忍痛将两处临时学校停办。”学校被迫停办不久，王季玉反复谋划，四处探访，后来决定在上海租界继续办学，并希望杨绛出任校长。

关于杨绛出任振华女中上海分校校长一事，杨绛一开始并不同意。据《杨绛振华上学记》一文记载：

那个校长是季玉先生“逼”我当的。她哭着对我说：“我把自己都‘嫁’给了振华，可是日本人来了，不能再在苏州办学了，只能去上海，你不帮我谁帮我呢？”我被感动得心软了，就对季玉先生说：“我帮你！”她很高兴，马上请孟宪承先生（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到教育局去立案。我那年26岁，样子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当校长要老成一点才好，于是我拼命装老，把头发卷起来，像个传道婆婆，可怎么装也装不像，很可怜的。我什么事情也不会做，但什么事情都必须做，包括去找校舍。我与季玉先生天天出去跑，六个班级，至少需要六间房，我们看中了的大房子还租不起。我记得当时季玉先生交给我一个存折，里面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美金，她让我带着，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办学经费啊。可那时物价飞涨，这3000块钱就像泡了汤一样，不值钱。……除了管学校，我还教高三的英文，爸爸说我这是“狗耕田”。

虽然杨绛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校长之位，但在王季玉校长的一再恳请之下，还是答应了。从上面这封信来看，她这个校长还算称职，找校址，聘教员，招学生，联络校友，召开校友大会，这些都进行得井井有条。当然，这背后也一直得到前校长王季玉的支持。王季玉虽隐姓埋名，归隐东山，但实际她还一直关心沪上学校的情况。在同一期上还刊有王季玉校长给各位校友的信函：

诸位同学公鉴：相隔百里，未能常晤，方深驰念，乃荷不弃，屡屡垂询近况，怅惘弥殷，只以事变以还，往返不便，只得息影山中，藉资修养，荒村茅舍间，固未尝不心飞沪上也，我校自复校后，仍能秉以往之精神，继续发展，此固杨校长暨诸位同人苦心维持之力，抑亦诸同学精神互助之功，欣慰之情，匪言可喻，更有散处各地校友，或服务社会，或仍肄业他校，亦类多以玉为念，中心铭写，彼我相同，惟以地居偏陋，迁移靡定，此后倘荷惠书，还请径寄沪校，类由杨校长随时转寄，当极稳妥也，敢布区区，余俟晤谈，顺颂，学祉王季玉手启二九，五。

振华女中在沪开办后，还能继续秉持以往之精神，这与杨绛的努力分不开。杨绛出任校长，公公钱基博不以为然，说：“谋什么事？还是在家学学家务。便是做到俞庆棠的地位，也没什么意思。”俞庆棠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兼校长，是现代著名的女教育家。钱基博思想相对保守，所以不想儿媳妇出去做事，况且又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但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个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很支持女儿出去工作，听到钱基博上面的话很不乐意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杨荫杭还给杨绛推荐了一位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员屈伯刚到学校教国文。此外，钱钟书也推荐了两位英文教员，一位是他的朋友陈式圭，一位是清华外文系1936年毕业的章克椮。这就是信中提到的，在沪又酌聘了数人。杨绛校长也没做多久，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学校也就关闭了。

这两篇集外文，一篇是已知杨绛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译文，也是杨绛第一次公开署名发表的作品，比她1934年第一次试作发表的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还要早，因而十分重要。一篇是杨绛任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时的佚信，介绍了上海分校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是了解杨绛抗战时期在上海的重要史料。因此，这两篇重要的集外文应收入《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