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审查”的历史演进考察

内容摘要：〔摘要〕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学习苏共的政治审查经验考察入党积极分子和干部队伍，加强了党组织

〔摘要〕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学习苏共的政治审查经验考察入党积极分子和干部队伍，加强了党组织建设，纯化了干部党员队伍。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审查拓展到干部和人才管理各方面，包括学校招生、部队征兵、企业招工、出国留学等领域，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文革”时期，政治审查出现“唯成分论”的极端演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审查在纠偏中发展创新，审查标准更多地强调本人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表现，不仅考虑政治因素，也考虑个人能力。

〔关键词〕 “政治审查”，审干运动，党组织，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2-0099-05

“政治审查”是无产阶级政党纯洁队伍的重要方式。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学习苏共的政治审查经验考察入党积极分子和干部队伍。通过了解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干部的全面情况，包括个人经历，家庭出身，社会背景，是否忠诚，政治表现如何，有哪些优缺点和功过，能力专长等，使我们党能够大量吸收新鲜血液，纯洁队伍，巩固组织。本文拟对政治审查的形成与发展作一梳理，并就其在党建尤其是在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作用作一粗浅分析。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审查的缘起和确立

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其中在党的建设方面，利用政治审查这一手段对吸收新党员和纯洁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审查的正式建立提供了实践经验。

在吸收新党员方面，政治审查经历了一个建立和逐步完善发展的过程。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即严格规定了党员入党的政治审查流程。规定申请入党人员须有一人介绍，经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后依次上报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层层审查通过后方可成为正式党员；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后报告区、中央执委会即可成为党员〔1 〕164。党作为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工人入党政治审查的步骤相对简化，体现了建党之初吸收和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但其他申请者的政治审查则需要地方、区、中央三级组织逐步进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的重复与不便。1923年党的三大对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将一名介绍人改为两名，申请经小组会议通过后，只由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会批准后即可成为候补党员〔1 〕270。至新中国成立前，党章虽经数次修改，但党吸收新党员的政治审查工作基本沿用了党的三大通过的第一次党章修正案的规定。在具体实践中，对申请人政治情况的审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介绍人对其个人情况的掌握。因此，我党早期的入党政治审查成为把控党员质量的重要一环。

随着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壮大，“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 〔2 〕610。在第一次国民大革命中国共的分裂和对革命领导权的丧失，让党进一步认识到政治审查的重要性。八七会议的紧急召开重新确立了新的革命发展路线，其中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就是针对党组织建设提出的方案。《决议》明确规定了党的各级组织结构，并决定在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下设置组织审查委员会，以审查各党部的党员中是否有不可靠或可疑分子。这次全面的党内审查成为我们党利用政治审查纯洁党组织的开端。此后，我们党就一直坚持以政治教育和政治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建设党组织。

1937年国共结束内战，正式达成合作抗日后，一方面大批青年奔赴延安申请加入共产党；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党需要迅速扩充实力，壮大组织队伍。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规定基层党组织为大量发展、吸收新的组织力量，应适当放宽政治审查条件，“反对把党的注意力局限在恢复与审查旧关系和旧线索的狭窄圈子内” 〔3 〕186。《决议》下发后，“全国一时有很多人涌进来” 〔4 〕664。在政治环境复杂的抗战初期，为了过滤新进党员干部，拔除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的特务人员，1939年10月10日下发《中央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要求开展锄奸运动。通过“系统的考查干部和党员，坚决的同时是慎重的、个别隔开的清洗敌探奸细土匪叛徒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采取一切的方法来阻止这些分子混入组织” 〔5 〕33。1940年，党中央决定正式在全党、全军、学校开展审干运动。这次运动一方面是通过个人政治品质的考察为干部分配、提拔、调动做准备，另一方面是为了扫清党内的特务和反动势力。与此前党内的审干不同，此次运动建立了人事档案制度，为所有被考察者建立了完整详细的个人档案。档案主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由被审查者本人填写信息表格及详细履历；二是个人履历中“重要关节（如被捕、被俘、出狱、释放及犯重大错误……的经过），必须找到旁证人写出证明书，根据上述材料精细审查” 〔4 〕435；三是被审查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也应包含在档案中。地方上区级以上的干部档案交由区党委保存，军队中团级以上干部的文件交由师或军政治部保存。这些档案被长期保存下来，成为任用干部的基础资料。至1941年春夏，审干运动基本结束。总体而言，此次运动对纯化干部队伍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运动的指导思想较为科学，没有扩大锄奸的打击面。如，审查不以党员社会关系的复杂来决定党员是否纯洁，而以党员对其社会关系的认识来决定党员对党是否忠诚。又如，党员的忠诚与否决定于本人的政治立场，而不决定于其过去的政治关系，即前国民党或其他党派成员已经脱离原来党派，并对共产党忠诚，则不应打击。

1940年审干运动基本结束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1943年4月3日，在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规划在整风运动结束后继续开展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工作〔6 〕277。8月15日，《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标志着新一轮的审干运动正式开始〔7 〕16。与1940年审干运动不同，此次运动与整风运动相结合，力求彻底。其范围由党内运动发展为工农商学兵的群众性运动。由于指导思想上受到“宁左勿右”的影响，出现很多“带错帽子”的现象。太行区党委“采用所谓突破的方式进行审干，产生打人、熬夜等逼供办法，形成严重的扩大化倾向。……甚至发生逃跑、自杀等严重现象” 〔8 〕。康生更是直接推动了“抢救运动”，误抓了大批的“特务分子”，尤其是外来的知识分子受害最为严重。对于这次运动带来的错误，毛泽东提出“凡是帶错帽子的都取下来” 〔9 〕263。1948年开始，各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复审运动中被划为特务内奸者，对他们重新作出结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

总结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审查工作，按照时间不同可以分为事前政治审查、事中政治审查及事后政治审查。事前政治审查即招收新党员的政治审查，审查通过后申请者方可入党。事中审查是在政治运动中对个人进行调查，如历次审干运动。事后审查是事件结束后重新审查并作出结论，即1945年审干运动结束后的重审工作。党务工作中的三类政治审查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均被借鉴学习，个人档案制度的建立也为1950年代政治审查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政治审查的广泛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务工作中的政治审查不再仅仅作为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方式，而是逐步被应用到征兵、招工、招生等民众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由于不同时期国家的政治导向不同，政治审查的内容、标准及其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新生的人民政权基本稳定后，加强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我党沿用了新中國成立前的基本做法。一方面，不断提高入党政治审查的标准。1951年，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就对党员条件和标准进行了讨论。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即使入党申请时的政治审查已经通过，在预备党员期间也应当被不断考察，通过后方可转正〔10 〕277。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执政党自身组织的纯洁性，1953年11月24日，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财经、文教等部门的全体干部进行审查〔11 〕498。这次审干规模大、时间长，主要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并作出结论。与此同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个人档案管理系统、干部审查机制并长期发挥作用。

借助党务工作的经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党逐步将政治审查的应用范围扩大到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

在教育招生方面，针对自1951年即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这一实际，1953年中组部下发了正式的《关于留学生政治审查的标准条件及审查程序的通知》，规定了政治审查标准及程序〔7 〕111。同年7月，教育部会同公安部规定了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应进行政治审查，标志着政治审查在高校招生中正式确立。从1953年至1965年，高校招生政治审查有三个特点：一是突出个人的政治成分。招生政治审查时提高工农学员的录取比例，给予适当的优录或保送政策；而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等则不予录取。1958年，教育部开始限制录取剥削家庭出身的学生比例。全国高校实际录取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新生占总人数比例从1958年的55.28%提高到1964年的70.1%；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比例则由1958年的16.97%下降到1964年的5.32% 〔12 〕525。二是逐步完善了政治审查机构和具体制度。高校招生的政治审查，从1954年开始逐步完善政治审查机构。各区招生工作委员会建立人事组，公安局、高校、生源单位等积极配合。各地有条件的中学则从1956年开始逐步建立毕业生人事档案。三是从1964年起，对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退伍士兵、劳动知识青年，采取了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当他们达到报考学校最低要求时可以优先录取。推荐制的实行为“文革”开始后招收“工农兵学员”埋下了伏笔。

在企业招工方面，1952年，政务院开始将公营、私营企业的招工实行“统一介绍”的方针，即企业的雇工计划报送劳动局，再由劳动局所属机构统一介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随着工业的发展，劳动力短缺使得企业普遍存在私自招工的情况。为了保证劳动力质量，1954年政务院下发《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一方面再次强调统一招收和调配劳动力，另一方面要求对民工进行政治审查，申请录用的职工须向企业行政部门提交原工作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劳动行政机关的证明书；初次参加工作者则应提交其居住地区政府机关或学校发给的证明书〔13 〕147。在1958年招工造成城市劳动力过剩及户籍制度建立的情况下，1959年中共中央下发通知，要求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并同时严禁私招乱挖在职工人〔14 〕8。在精简员工的情况下，农民工调用也基本停止。

在军队征兵方面，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只要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不分种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征兵应完成兵役登记、体格检查和应征公民的政治审查工作〔15 〕29。政治审查的内容，一是“反革命分子和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其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都不得服兵役” 〔15 〕30。二是公民如果是家中唯一劳动力或是独子，经兵役委员会审查可以免于服役。

总结这一时期的政治审查工作，从1953年到1955年，政治审查从党务工作扩展到留学、招生、征兵、招工等领域，逐步演变为长期执行的一项政策。这一时期国家基本上实现了政权的建设和稳固，经济的战后恢复，开始通过“一化三改”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受特定时期阶级观念的影响，政治审查内容在留学、招生、兵役等方面都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向工农开门，限制地主、资本家，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坚决斗争。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尤其是1958年“三面红旗”的提出，使“左”的指导思想从经济领域逐步蔓延到政治、文化等领域。政治审查的标准也出现了“唯成分论”，尤其是招生政治审查方面，对家庭出身的限制更加严格。

三、 “文革”期间：政治审查的“唯成分论”极端演化

1966年“文革”开始后，政治审查的标准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在干部和人才管理方面出现极端化。

在教育招生方面，1965年的政治审查重视出身成分。196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废止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招生方式，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选拔录取〔16 〕。高中的招生也采取该办法执行。自此考试制度被废除，高校和高中招生的推荐选拔主要依赖政治审查开展。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试点重新招生。招生条件为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一般只招收未婚者）以及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17 〕。在政治审查环节，对自愿报名的工农兵生源的家庭出身、直系亲属和有影响的主要社会关系都进行仔细调查并完善证明材料。从1970年至1976年，高校共招收工农兵学员7届，共计94万人，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毕业大学生数的21.4% 〔18 〕181。中共中央规定，“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17 〕。所以，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使更多原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工人、农民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但是生源的文化水平较差。据抽样统计，工农兵学员入学时的文化程度绝大多数是初中，少数是高中，另有极少数是小学文化水平。在就学期间，工农兵学员教学无标准、毕业无标准。据有关部门估计，“工农兵学员”毕业时达到大专水平的不到20%。

在招工方面，由于“文革”初期工矿企业停止招工，1968年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解决大量初高中生的待业问题。1971年全国计划会议决定招工144～155万人，招工对象包括经过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及一部分贫下中农，招工方式主要是地方推荐和组织政治审查两个环节。其中，政治审查要查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不仅要查直系亲属，还须审查主要的亲友，即所谓的“查三代”。除个人基本政治情况外，在农村的实际表现和政治思想觉悟也属于考察内容。在严格控制社会流动的情况下，不论对知识青年还是贫下中农而言，招工意味着城市户口。但全国招工的计划人数较之庞大的需要就业者而言，数量比例较少。

“文革”期间，审查干部得以强化，不仅审查干部本人，还审查干部家属。审查内容主要是个人的政治思想、家庭情況、历史表现，甚至包括人际交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合称为“黑五类”被打倒，这样不仅影响本人的工作生活，甚至累及亲友。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审干步伐，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 〔19 〕。在大规模的审干运动中，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严重影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

总体而言，“文革”期间的政治审查工作，不论是升学、招工还是干部审查，遵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对“唯阶级论”的过分强调，政治身份成为个人标签，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不仅如此，“查三代”导致的血统论使得阶层结构固化，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四、改革开放时期：政治审查的纠偏与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政治审查按照新的指导思想焕发新貌。一方面，政治审查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起到拨乱反正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审查本身也发生重大变化。

1978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转批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等一系列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通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对这些案件重新调档取证。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全国共有约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20 〕13。与此同时，对“四类分子”的摘帽工作也开始进行。到1984年底，全国约有两千多万“地、富、反、坏”分子被摘帽。此外，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侨胞、少数民族等各个群体被错划政治身份的公民也重新审查定案，恢复名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重新审查评定，不仅改正了历史上的错误，也为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这次大规模的政治审查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事后审查。

政治审查的标准在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明显变化。审查标准不再强调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更多地强调本人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表现。在教育方面，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结束了“文革”时期推荐选拔的招生方式。1978年政治审查标准为“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21 〕。与“文革”时期的政治审查相比，虽然依旧参考个人的政治成分，但重在表现的标准使一大批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升学的机会。1979年，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九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政治审查工作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考生所在单位应该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作出全面的鉴定。” 〔22 〕113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1979年的政治审查已经不再考察个人的阶级成分，而仅以本人的思想道德为主。从1981年开始，教育部取消了“过去政治审查按考生家庭出身和主要社会关系划分密级” 〔23 〕。政治审查在高校招生方面的改革，有利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在招工方面，1983年，劳动人事部作了《关于招工考核择优录用的暂行规定》，提出招工用人主要依照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24 〕。新的考核内容和标准既考虑政治，也考虑个人能力。在征兵方面，1985年新的《征兵工作条例》颁布。其“政治审查的重点是应征公民的现实表现，严防将流氓、偷盗、经常打架斗殴等思想品质不好的人征入部队” 〔25 〕。2014年新的征兵政策将“政治审查”正式改为“政治考核”，与现行法规的提法保持一致。从“审查”到“考核”是法律赋予国家管理社会的新形式。需要强调的是，政治审查不为中国所独有，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在征集兵员、招聘政府公务人员等工作中也会对公民进行个人情况的登记，这是保证国家政治、军事安全的必要措施。

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政治审查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一项重要手段，不仅审查标准出现变化，其应用范围也发生了改变。教育的改革促使1985年教育部取消自费出国留学生的政治审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人才资源的配置逐步市场化，招工政治审查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这些取消审查公民政治情况的现象正是政治审查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改革。与此同时，也有新的领域开始应用政治审查。1993年公务员制度建立，公务员实行全社会公开招考。为了保障公务员的政治素养和国家安全，政治审查是对新公务员思想品德考察鉴定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好干部的标准应当是“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26 〕。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细化了党章对党员、干部的要求，都体现了政治的要求。

总之，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讲政治关乎党的命运，是我们党管党治党、避免颠覆性错误的根本保证。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严峻，政治的弦越要绷得紧一些、再紧一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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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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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