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将满15岁的我从西上庄五七学校高一年级辍学。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又架着拐杖带着石膏绑腿在家属院每日串门数月后，1977年初我到距家不远的矿山医院做了一名见习护士（带粮学艺）。

这正是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的前后，政治高层虽风云已变换，广阔的底层社会却仍在以惯性运转。每一天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员们都在生产队长和民兵营长的督阵下嘻嘻哈哈地收秋割夏耕种，煤矿工人们每天照例将其黝黑到只剩眼白的形象在大澡塘里换成普通人模样重返人间，我们家属院的伙伴们有的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了，有的开始了他们打零工的生涯（我常到姑娘小伙子煤矿大妈们打金丝网的简陋车间里去，为自己无法参加此种愉快的集体劳动而感到羞愧），我的绝大多数同学是村子里的，他们则一律都在等待着“打土圪拉”（他们有时也戏称为修理地球）的永恒的命运。

我做见习护士是父母为我安排未来的一个初步的准备。因为我无法像我的哥哥们一样当兵或下乡，我的未来就是在那所矿山医院就业（如果能够顺利招工的话），并在那里完成我的一生。这是“打土圪拉”的农家子弟们所望尘莫及的一种高等的命运。我们今天所忧虑的阶层固化，在那时还简直不算一个问题。所有人都像砖头一样被砌在墙上无任何流动性可言，甚至连这样的愿望也被消灭殆尽了。“文革”尘埃落定，如我父亲他们那样的多如过河之鲫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早已各就各位回到了权力之位。无人不认为事情本该如此。

较之如火如荼斗争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似乎较为松弛，其表征之一是有了看电影这么一种娱乐性活动。在县城的人民电影院和文化宫看票价五分至一毛五分钱的电影相当于是对电影这种影像艺术的正式朝拜活动，尤其是看极稀罕的几部外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的革命电影时简直要挤死人（这并非对那种盛况的形容而是确有死人的事情发生过）。看露天电影毫无疑问是一种全民性娱乐活动，完全听不懂普通话的老头老太太们也挤坐在人群中一派茫然地看着。懵懂少年们则是直眉楞眼地凝视黑暗空间上的一方彩色银幕，对那些口吐革命言辞的女主人公们奉献上他们粗鲁而又暧昧的情愫，由此煽动起来的莫名骚动的情欲随后便投射到了邻家女孩身上并以后革命时代的江湖暴力争夺之。时代氛围松弛的表征之二是养鱼成为我们家属院的时尚。我原本想说这种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在六十年代是不可能的，但我在写作此文时偶然读到张小苏的文章《革命与热带鱼》，他说太原“大约68年底到69年，家家养起了热带鱼。”我们煤矿家属院养鱼的时尚可能兴起于1973年以后，比大城市太原落后五年左右，并且远没有那里的人那么讲究（主要指鱼的品种以及养鱼人的欣赏眼光）。总之我妈用自制的鱼缸养起了鼓眼睛的金鱼，我负责为这些金鱼捞鱼食。我和小伙伴扛着鱼食杆提着空罐头瓶穿越鬼圪洞，去张岭村的泊池里捞取水虱子——此即鱼食也。捞了一罐头瓶水虱子回来路上寻看鬼圪洞两边山壁上突然戳出来的白骨成为一种毛骨悚然的快乐，更不必说还能猛然间看见花圪灵（松鼠）闪电一般窜动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找见花圪灵的洞口，长久地坐或站在那里讨论如何从入口灌入滚烫的开水然后在出口处等待捕获它们。每到天色将晚我们才回家但却从未实行过这拟议中的美妙的计划。时代变化的表征之三是我们家属院家家在门前空地上开辟了菜园子。白菜冬瓜西红柿豆角居然可以自种自吃。这种资产阶级自留地激发出了自发的甚至是狂热的生产热情，居然没有人来加以阻止和批判。后来听说此种精神归安徽省小岗村农民首创，其实那时家属院的一众妇女如我妈她们何曾知道有个什么小岗村呢。只是我无法替母亲担水浇菜成为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一种尴尬。

至于我们这些少年我们有了自己的游戏，它们是：蹦珠（即以彩色的玻璃珠相碰撞，使其到达泥地上的目标性小洞），打元宝（把大人的空香烟盒折叠为三角形，相互赢取并珍藏之以为元宝），打角（把一小段木头两头削尖置于地上，以木刀剁起猛力搧之，愈远愈好），推箍（以弯的铁丝推动桶圈跑动前行），撞鸡（男孩的游戏，搬起一条腿以膝盖相撞，力弱者被撞得散架为失败），打陀螺（只有极少数人有此贵重玩物所以并不流行），接电线（田径运动中接力赛的前身），捉坏蛋（躲猫猫），打弹弓，扳圪碌（土法摔跤），打乒乓球，抓子，跳方（跳房子），掏雀（以十根指头玩一根细棉线，可二人互玩使其变幻出各种图形），勾花（此种艺术现在仍存在），后四种为女孩的游戏。……属于我个人的游戏则是中国象棋。我周围的大人已经很少有能下得过我的。一个少年低头、蹙眉、长久地望向棋盘的形象是当时社会的一个他者的异形，连我本人都觉得这很操蛋。

成人社会中的政治斗争仍然在激烈地进行中，只是没有了令我们神往的武斗。1976年底及往后几年间，“红字号”在遭受多年压抑之后终得翻身，开始大规模清算“联字号”。我曾挤在煤矿广场上的人群中围观对晋城县甚至可能是山西省最著名的造反派头子之一王宝贵的批斗会，看他如何气宇轩昂，一脸不服。我当时何曾能够想到我会在十多年后与这个人成为棋友，并时而听这个有过五年牢狱的人宣讲他当年伟大光荣正确的革命斗争。这个围棋棋盘上的老弱之人却是一个生命和意志都极其顽强顽固的政治化石，他总能引起我这个棋盘上的“强者”和思想上的告别革命者的复杂难言的感受。

1977年夏天另一件令人震骇的事情是我们煤矿一个名叫张三宝的人在学习班自杀身亡。所谓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审查组，而隔离审查往往会成为遭到逮捕的前戏。张三宝在即将走到那场政治游戏的尽头时自设归路，殒命于上层正在酝酿底层尚无人可知的改革开放的大门口。他由一个我曾经认识、交谈过的大活人首先在一种政治秘闻似的传说中成为了一个死者，然后又在对他的尸体解剖中真正地无可置疑地作为一具膨胀的、发绿的、睾丸肿大的尸体出现在我的眼中。我作为见习护士参与了这次据医生们说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货真价实的尸体解剖，也就是说张三宝之名的确与我眼前的这具绿色的尸体有过牵连。我匆匆逃离了解剖现场。我的逃离并非因為我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整个事件的悲惨和荒谬，而是因为太臭。我已经穿上防护服（当然是简陋的，其实只是一层塑料薄膜）戴上了口罩却仍然闻得到熏天的臭味。解剖现场是一个大礼堂。在偌大的空间臭气仍无所逃逸，这是超乎我的想象的。我保证我完全没有看见这具名为张三宝的尸体的内部。我拒绝查看他的内部，我为什么要看他的内部呢？即使他真的是一个反革命，他之成为反革命的原因也不会在这个内部之中，即使真的在那里面，也不会是一朵玫瑰花似的存在可以让人看得见。这就是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