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以来，习近平主席利用多个场合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大国关系思路，提出新的地区合作构想与安全观，打造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和举措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也为对外传播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中国新理念在国际社会上的反响

5月，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提出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6月中旬，他在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首次对中国“和”文化进行了阐释，提出中国“和”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阐释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民族基因。6月28日，在北京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纪念大会时，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的战略抉择”，“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他还援引庄子名言“凡交，近则必相糜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提出中国将坚持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并惠及周边国家。

人们注意到，这些新理念和新战略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已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编辑戴维·科恩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定义新的安全观，对传统的“零和安全理论”提出质疑，强调“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主张亚洲各国具有维护区域安全的能力，这意味着“美国将成为一个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的外来者”。他同时指出，中国必须“驳斥强调领土和国家主权等传统关切的安全理念，才能使其提出的新安全观具有说服力，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与美国争论国际准则”。CNN、彭博和BBC等媒体的知名评论员、跨国企业战略分析师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体现了中国的一系列愿景：包括构建多极世界，促进文化多元与包容、强调和谐而不是争霸，重视人文交流以及对战争风险的防范。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刊发的一篇文章则认为，美国对新丝绸之路的目标一直基于地缘政治担忧，而中国的计划强调经济融合，并且中国与新丝绸之路上的所有重要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美国与土耳其和伊朗等重要国家的关系紧张，这意味着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易有所作为。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外交政策演说中斥责“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军事活动令周边国家感到担忧”，日本共同社也在报道亚洲安全会议时，突出与会者对中国加强海洋活动的批评和关切，提出中国在亚洲海洋问题上逐渐孤立，中国与日美及东盟各国的较量正日益激烈。

化解三方面挑战，在舆论引导上取得突破

从外媒的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现实利益的藩篱使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很难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宣媒体没有作为的空间。要想在舆论引导上取得突破，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挑战是从事中国新闻对外传播的业界同仁需要考虑的。

挑战一：减少对中华文明的误读。对外新闻传播，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要想把中国人血脉中的“和平发展”基因讲清楚，从事中国新闻对外报道的记者编辑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否则，领导人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思想就会沦为政治口号，记者编辑在设置相关议题时就会感到动力不足甚至不知所措，其结果就是使舆论引导变为空话。

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华文化是全球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是一提到中华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的特质，很多人都是模棱两可，这与中国人近百年来的遭遇密切相关。李漫博和马学禄在《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整体观》一书中指出，基于科学理性的认知方式、最大化的价值诉求、制度与法律的行为模式，西方人形成了稳定的城市文明，他们遵循“胜者通吃，败者臣服”的竞争法则，强调对外部器物世界的征服和开发。而中国在儒释道中产生的文化体系形成了“以德报怨”、“协和万邦”的思想与乡村文明。《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一书的作者大卫·弗格森也认为，过度的物质主义倾向是西方国家的教训。有学者预言，如果未来人类还有智慧的话，一定是用中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节制来修正西方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残酷城市文明，使中西方文明在交汇中达到共和。而这正是新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

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以文化复兴为基础，而文化复兴需要我们既不悲情，又不傲慢，而是理性思考我们要从外来文化中吸收和拒绝什么，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中继承和弘扬什么。这些是从事中国新闻对外报道的记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对外报道的灵魂。没有这个知识储备和积累，我们的对外报道就无法拥有历史深度和全球视野，就很容易在跨文化传播中迷失了自己，也就很难向海外受众准确呈现中华文明的特殊基因。

研究海外媒体对华报道，人们会发现，“中国威胁论”之所以会甚嚣尘上，主要是因为它与现实利益息息相关，比如地缘政治、能源、资源、安全和选票。但是“中国威胁论”之所以有市场，根本原因还在于很多外国人对中华文化感到陌生，继而因陌生而产生恐惧。上世纪七十年代，当美国民众对中国变成核大国而感到恐惧时，好莱坞的导演拍摄了电影《中国综合症》。今天，当中国领导人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时，也有外媒提出中国意图恢复霸权，旨在使那些在历史上不得不臣服中国的国家重新与之结为利益共同体。这种臆断其实是对中国历史无知的表现。如果不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国家建立友邦关系，就不会有后来的丝绸之路，而没有这条路上的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汉朝也不会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在对外交往上，中国历来主张“以德服人”的外交政策，注重长远国家利益以及和谐共处，所谓“以义为断，无诈无虞，自然信孚而交固。”

为什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能够在中国产生？正是因为中国经历过诸子百家的文化盛况，早在2000多年前，就深入思考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她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主张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坚持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坚持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解决分歧，不搞对抗。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才不认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认同“强者必霸”的逻辑。

因此，为最大限度减少海外对中华文明的误读，对外记者必须先有文化自觉，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采访分工，而忽略对中华文化的研究，那我们的报道就会缺乏战略高度。

挑战二：努力让历史照进现实。关于文化的定义，说法很多，有一种说法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行为习惯的综合。换句话说，它内化到一个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又总在不断发展和演进之中。这意味着，当我们说“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时，我们不能只是纵观历史，拿祖先说事。我们需要把视角落到当代，落到现实，以一个个鲜活的新闻事件为切入口，解读中国特有的文化传承和民族性格，否则就会给受众以“说教”的印象，让读者感觉我们的报道面目可憎。

要展现和平发展的“基因”，日常报道中有很多文章可做。首先应要做好评论。传统上，我们认为对外报道就是要讲好故事，要娓娓道来，要突出人情味。现实是，互联网的普及与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爆炸，受众的阅读越来越呈现碎片化和快餐化的特点，观点和言论在传播效果上显得更为直接，更为高效。作为国家通讯社，写好评论就是要突破西方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所构建的舆论场，传递出与众不同的中国声音。只要缘事而发，这些评论就能利用海外受众对某个热点事件的集中关注期，直截了当地表达中国的立场和认知。最近一时期，以越南出动大批船只，非法强力干扰中方在南海钻井平台的作业，日本抗议中国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档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为契机，我们做了不少尝试。需要注意的是，在撰写此类评论时切忌展开口水仗，否则即使被外媒转载，也并不有助于海外受众理解中国人的文化与价值观，只会使中国的外宣媒体显得傲慢无理，自以为是。

其次，跟踪涉华国际热点，通过背景穿插，讲清楚中国人坚持“和平发展”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意义，抑制海外舆论炒作“中国威胁论”的空间。比如，6月22日，在卡塔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请的“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在英文对外报道这一新闻事件时，注意发掘联合申遗过程中的中外合作，突出“和平、包容、开放与合作”的丝路精神，用事实呈现中国人在遗产保护中对历史的敬畏，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注，以及申遗成功给中国人带来的现实压力，并进一步结合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把中国愿与有关各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起到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值得思考的是，在报道中国海洋军事力量时，虽然我们多次援引郑和下西洋时代，中国曾拥有全球无可匹敌的舰队但却从未称霸海上的历史，一些国家依然给中国打上“意欲海上争霸”的标签，把中国作为假想敌。这时，对中国和平发展“基因”的有效诠释可能需要更多倚重对军事交流与合作以及军事透明的报道，而不只是史实。

再次，优化对外报道的表达方式。如果看一下李克强总理最近在英国智库的演讲，人们就会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光强调历史还不够，必须要把现实讲清楚，因为现实更贴近受众的关切，而且，示强不一定能让我们在对话中占据主动，反而是示弱，坦率地讲出我们面临的独特国情、压力和挑战，才更容易让对方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为什么中国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和而不同”。中国人常讲“文如其人”，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一篇好文必然需要一种好的表达方式。找到这种表达方式的关键是跳出自我定式，主动站在受众的立场，换一个语境思考问题。其实，这种以受众为主的思维方式本身就体现着中国“谦恭礼让”的传统，也是外宣媒体应该在坚持党性和服务大局基础上努力培养的一种编辑部文化。

随着传统报道与新媒体的融合，中国的外宣媒体将有更多机会接触终端用户，针对海外受众的阅读偏好，从新闻采集、生产到播发，选择易于对方接受的表达方式将变得越来越关键。在舆论交锋中，我们还要讲究沟通的艺术。对于矛盾和分析，我们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但同时，也要学会努力扩大共识，因为共识越大，矛盾和纠纷的比重就越小，“和而不同”的目标就更容易达成。对于中日、中印、中越、中菲等复杂的双边关系，在舆论引导上，原则问题我们无法让步，但还是要努力通过新闻报道来倡导合作和共赢，这样做的动力无他，就是源自中华民族倡导包容和谐的传统文化。

挑战三：把握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在谈到中华文明时，凡是具有文化自觉的当代中国人多少都会觉得尴尬。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炸下，我们的先辈不惜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代价来救亡图存。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浩劫中的“破四旧”又把中国残存的传统文化弄得七零八落。今天，当人们意识到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物质繁荣并不能确保心灵的幸福时，揭示生命宇宙规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东方文明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摆脱人类文明危机的出路。在中国国内，传统文化也进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复兴期。但坦率地说，这种复兴的力量仍然非常薄弱。当我们对外盛赞中华文明的卓越时，国内媒体曝出的各色不良社会现象恰恰暴露了我们的文化赤字与道德危机，这种鲜明的对比说明我们的文化建设仍有很长一段道路要走。按照中国的古训，心未正、身未修、家尚不能齐，何谈治国、平天下？所以，当我们在向海外受众呈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基因”时，千万不能忽略了国内传统文化复兴的现实土壤，更不能坐在祖先留下的“金山”上洋洋自得，而应该密切关注文化建设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做好正面报道。

习近平主席曾提出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重点是要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这几个方面高度概括了绘制中国文化基因图谱的关键点。作为一线采编人员，唯有努力学习，提升个人的知识储备，才能居高思远，在国际舆论交锋中，采写出既贴近海外受众关切，又有说服力的对外报道。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