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德”治思想溯源

内容摘要：摘要：“德”治观念是中华民族最具原创性的思想成果之一，本文从原始社会的宗教理念出发，梳理了黄帝-尧舜

摘要：“德”治观念是中华民族最具原创性的思想成果之一，本文从原始社会的宗教理念出发，梳理了黄帝-尧舜禹时期至夏商周三代“德”治观念形成与发展历程，希望能够对西周时期明确提出的“德”治观念的渊源的廓清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德治观念发展

与宗教气氛很浓的前代相比，西周最突出特点即在“德”观念被根植于人们的思想，周公制礼作乐更是让“德”成为治国理念。周“以德配天”的理论不仅是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在思想上更使得单纯的对上帝的信仰失去了绝对的价值，理性因素得以发展，为以后儒家思想的产生及宗教世俗化奠定了基础。虽然周朝的变革是如此深刻，但本文认为以“德”治国的原则并非周公一人制定，也不是从周初便形成的，周“以德配天”的理念是对先前社会存在的“德”治内容的运用总结和升华。

一、原始社会与“德”治思想的萌芽

原始社会是“德”治的萌芽期。巫觋是最早的神职人员，通过巫术巫师可以占卜吉凶、语言祸福、祈雨求服、抓鬼治病。巫觋又是原始社会最早的社会管理者。《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此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日觋，在女日巫。”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原始时期的巫觋“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他们是“一批具有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的特殊人物，他们不仅能通神事鬼，而且实际上制定和掌握早期国家的典章制度”[1]，这些超乎常人的聪明人在宗教生活之外亦发挥着自己的才能，解决人民经常遇到的危机为大多数人服务。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人们实际问题的做法正是“德”的体现。第二，无论是祭祀神灵还是驱赶鬼魂都是原始时期大数人的主观愿望，巫师们的通神行为迎合了人们愿望，巫术只是职业需要罢了。第三，一定的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表现。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集体劳动才能实现。因此，巫觋就必须运用有效的方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民团结起来维持自身的发展。而“德”在维护社会团结稳定，加强人们之间的凝聚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德”治是有限生产力条件下必须运用的统治手段。总之，无论是客观需要还是主观行为，在原始社会时期“德”治的内容就已经出现了。

二、黄帝--尧舜禹时期与“德”治观念的开始形成

如果说作为氏族首领的巫觋的 “德”治观念还很模糊，表现还不明显不稳定，只能算作“德”治观念的起萌的话，那么尧舜禹时期就应该是“德”治观念的形成期了。

从黄帝到尧舜禹是我国的部落联盟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形势更加复杂，宗教观念的变化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天和上帝的观念可能在传说的尧舜禹时代，已经出现。这在古代文献中已有记载。《论语·尧日》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尚书·尧典》说：‘舜‘肆类于上帝、与六宗，望与山川，遍于群神’；……照此记载，当时不仅已经形成天、上帝观念，而且诸神已被等级化，天和上帝已被尊为至上神。”[2]这说明社会的等级化也已经出现，社会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德”治是解决社会矛盾同时又能维护集体劳动的成果的最好方式。《史记·黄帝本纪》言：“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扶万民，度四方…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3]言及帝尧说：“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照明，合和万国。”[4]无论是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扶万民，度四方”还是帝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都是他们实施“德”治的表现，社会因为他们的治理而“九族既睦”，国家因为他们的治理而诸侯咸服。禹更是“德”治的典范，司马迁甚至赞美到“天下明德皆自禹帝始”。[5]

三、夏商周时期与“德”治观念的成熟

夏商周时期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宗教也由氏族宗教形成国家宗教。国家宗教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入世”的品格。[6]夏商周三代比起氏族-部落时期，更加注重宗教的社会功能和“德”治的作用，这个时期便是“德”治的成熟期了。

夏朝建立后，无论在宗教文化方面还是政治制度方面都更重视人的意志。《左传》引《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杜注:“官占，卜盆之官。蔽，断也。昆，后也。言当先断意后用龟也。[7]夏代国家宗教系统中虽然专立占卜之官以咨询神意，但是人意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这种先人意后鬼神的做法很容易使夏朝的统治转向亲人远鬼的轨道上，同时也能看出中国人从远古时期就不是虔诚的信徒，对鬼神先祖的崇拜始终源于现实的人际生活，还有出于对美好现世生活的追求。

《史记·夏本纪》称大禹“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域。[8]”通常这段史料都被用来证明夏人对于鬼神的敬畏崇拜。其实，在把敬鬼神作为第一原则的上古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满敬神拜鬼的观念和行为，他们不会认为这是愚昧，反而认为是最大的善事。作为这样一群人的首领，自己吃的简单却对人们崇敬的鬼神慷慨大方，自己穿着简朴却为祭祀准备隆重的礼服。他对于自己的事业，对关乎人生死的治理洪水的问题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所有的这些都是禹以 “德”治国体现。夏朝到了统治后期，据《史记·夏本纪》：“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事德衰，诸侯畔之。[9]”“德”衰是夏走向灭亡的真正原因，这就说明是否实行“德”治不只是统治者单方面的意愿，更是他所统治下的人们的共同期望。如果统治者放弃以“德”治国的原则只能招来诸侯背叛的结果。

在“率民以尊神，先鬼而后礼”的殷商时代，“德”更多的意味着商王对天命鬼神的顺从，从甲骨卜辞中及现存的古老文献里，几乎所有的记载都更加证实商代是个重鬼神的时代。商朝的宗教与夏朝相比一个突出特征是在卜辞中出现了有至上神倾向的“帝”，商人的“帝”具有浓厚的自然神灵的特征，是自然的主宰。商人的“帝”冷漠冰凉，行为完全是自然，机械的和人间无关。人们只能通过卜问了解某个时间“帝”是否令风令雨，却不能通过人为的方式对帝施加影响。

陈春会《考古学与先秦宗教思想论纲》在总结殷人对祖先的崇拜中精辟地提到了崇拜的层次性，指出殷人对祖先神性大小的分类，是以祖先对人们谋福祉的多少，功劳的大小来判断的。而所谋福祉和功劳的大小正是商人祖先实行德政的结果。商人用这样的结果区别祖先神性的大小说明商人在思想上对“德”治的重视。

周推翻商的成功使“德”的观念被充分展现了出来。这次战争使当时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意识到天命靡常，民情可见的道理，虽然天命鬼神仍然存在，但周人可以“事鬼敬神远之”，使其与现实生活保持足够距离。周公制礼作乐对原始礼仪加以损益，充实以德的内容，从而使人们的观念更加伦理化，他的宏伟制作实现“以人事取代天命，将俯首祭拜的“神人”之际拉回到讲究人伦的“人人”之际，较之于神，人受到更大的重视，从而使人类自身的德行具有超越性的力量，不仅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盐梅相得，而且开始弥补神灵退位之后的精神空缺。[10]”因此，“德”在周朝成为重要的治国理念。

四、结语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德”治观念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原始社会的萌芽，黄帝—尧舜禹时代的初步成型，夏商两代的进一步发展，发展至西周时代，经过周公的“制礼作乐”最终正式上升为典章制度层面的治国理念。所以比起春秋以后具有人文内涵的“德”，周代的“德”仍旧残留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人们也不是为了道德而遵循道德而是为了切身利益而遵循道德。但这是由当时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客观局限，我们不应因此就否认西周统治者在对“德”治观念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德”治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原始宗教理念进行祛魅化处理后的产物，怀揣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自身现世幸福的向往，我们的祖先小心亦坚定走上了寻求幸福真谛的道路，以无以伦比的智慧和抽丝剥茧般的细致与耐心，将隐藏于原始宗教理念中的“德”的观念释放发展出来，为子孙后辈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无尽的启示。但对真正幸福的追寻是人类永恒的使命，顺应时代的发展拓展“德”的观念的精神内涵，更好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变成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背负的光荣职责，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我们在路上！

注释：

[1]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32页。

[2]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5页。

[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3页。

[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15页。

[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43页。

[6]段德智：《宗教概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7]《左传·哀公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第1713页。

[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51页。

[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86页。

[10]张焕君《制礼作乐—先秦儒家礼学的形成与特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6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