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数千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今人捧读史籍，总免不了要畅发思古之幽情，于是我们读到了摆在案头的《明代文人的命运》一书。由于樊树志先生的历史学家身份，该书在史料、史识等方面较之同类著作自有其难得的特色与创见。但通读以后，笔者也有一些个人想法，不吐不快。

其一，是书将相关文字分成了六辑，并分别加了标题。不知这是樊先生自己的意思抑或编辑的加工，虽说大体不差，但某些分类/归类却值得商榷。譬如方孝孺被归入“批鳞逆谏、直言贾祸”一类。在我们的通常认识里，所谓“批鳞逆谏”是指某些忠贞臣子不畏皇权，敢于悖逆君主的意志犯言直谏，但于方孝孺而言，朱棣只是谋反叛乱之徒，并未获得他认可的“君”的身份，君臣名分未立，何来“批鳞逆谏”之说。假使不考虑这等拘泥之词，方孝孺也并非是在纠正君王的阙失，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信条、对抗强权暴力而已，他的死，不是因为“直言”，而是缘于不合作。将他归入此类，非但与事实不符，也埋没了方氏“成仁取义至死靡悔的精神”（第35页）。又如解缙，也归入此类，但该篇的题目有“叩马首迎附”字样，岂不与“直言”有悖？虽说他也曾向朱元璋奏陈文辞激烈的万言书，但他“并不迂腐，机敏过人，应对得体，历事三朝而不倒”（第39页），是多么的“圆滑”啊！又如阳明，其学“非诡于圣，弗叛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怎么就入了“名教叛逆”一类，“为道而死”又从何谈及？这些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笔者此举似乎小题大做，但是，搁置种种微言大义不论，姣好的面容配上粗鄙的外衣总是相当不好看的。

其二，樊先生虽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但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却不免不够严谨。譬如，刘基的死亡原因，樊先生援引《明太祖实录》《明史》《诚意伯刘公基行状》《皇明资治通纪》《明名臣言行录》等材料认为“刘基确实是胡惟庸毒死的”（第10页）。实则刘基死因学界长期存在胡惟庸毒死、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和正常死亡即病故三种说法，迄今并无定论。其中，胡惟庸毒死是传统说法，且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但杨讷《刘基事迹考述》等著作的辩驳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业师周群教授研究刘基多年，笔者就此问题向他求教，周师答复说：被朱元璋毒杀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没有确切证据而进行推测总归有些问题。而自然死亡也完全是可能的。刘基入明后谨慎异常，虽有谈洋事件的陷害，但居京不家归，朱元璋还不至于下此毒手。不论结论如何，存在疑问是确定的；即使被胡惟庸毒害能够坐实，但在目前存有争议的情况下，作为历史学家的樊先生隐去其他说法似乎不妥。宋濂一文中提及朱元璋宴请群臣自己赋诗事，《玉堂丛语》归入“宠遇”类，历来理解亦不出此，樊先生却说“朱元璋竟然要与他笔试酒后写诗的功力”（第14页），不知从何说起？又朱元璋命人将宋濂所作诗抄送给他珍藏，并称“亦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也”，樊先生却认为“其实是在嘲讽他的‘文墨’不过尔尔”（第15页），不知又有何据？又如论唐伯虎一文，文章开头说“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风趣幽默，活色生香”，然而这些只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但很快又笔锋一转，“竟然发现实有其事”，理由是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一书于“伯虎遗事”中记载有此事。既题为“遗事”，本就值得怀疑，可仅凭这值得怀疑的唯一例证，樊先生就断言“实有其事”，不免唐突。有关“三笑”的故事形成甚早，存有多个蓝本且屡经变迁，后又随着戏曲、弹词的传播流布天下。然而，“伴随着这个广布而又漫长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不断有学者提出对‘点秋香’故事之‘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并在20世纪基本形成了一个否定的共识”（马宇辉《“唐伯虎点秋香”故事之文学史意义》）。又论徐渭一文中，说胡宗宪“颇有才干，却心术不正”，揆诸史实，这一评价不免太过严苛，胡宗宪献媚于严嵩固然卑劣，却并非全然是趋炎附势，此中曲折理当慎重，当下学界亦有公论。文中说“失去了赵文华这个‘内援’，机敏过人的胡宗宪改变策略——‘思自媚于上’，把‘走权门’改变为直接‘通天’，讨好皇帝”（第78页）。这番表述是存在问题的。首先，胡宗宪的确百般巴结赵文华，但目的在于“欲借文华以通于嵩”，所以从根本上讲，他的内援是严嵩而不是赵文华，顺带说一句，《明史》云“文华素不知兵，亦倚宗宪，两人交甚欢”，据此也不应将二人的关系简单庸俗化；其次，《明史》本传虽有“时赵文华已得罪死，宗宪失内援，见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会得白鹿于舟山献之。帝大悦”之说，但严格来讲并不存在所谓由“走权门”向直接“通天”的转变，虽然嘉靖三十六年赵文华被革职，严嵩尚在，权门还是要走的，且是向多个权门邀宠，譬如说嘉靖三十九年徐渭代胡宗宪作《贺严阁老生日启》、八月又代作《贺徐阁老考满启》；此外，文中又说“徐渭二十岁才成为山阴县学的诸生（俗称秀才），督学薛应旂看了他的文章，点评道‘句句鬼语’，认为奇才难得，把他名列第一”（第77页）。文长考中秀才是嘉靖十九年事，至于获方山赏识则是在嘉靖三十一年，不做出说明很容易引起歧义，以为前后两事发生于同一时空中。又何心隐一文中论及何氏之死，主张湖广巡抚秉承张居正旨意行事之说，并认为“有事实为证”（第99页），但所谓证据不过是李贽《何心隐》《明神宗实录》，沈德潜《万历野获编》等书的记载，今人已多有辩驳，说湖北巡抚杀害何氏有向张居正邀宠的意思确有可能，但说太岳直接授意不免存疑。又如李贽一文，说李贽看透了科举八股的本质，所以中举后“不再参加进士考试，径直踏上仕途”（第104页）。卓吾放弃科举确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最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是经济困难，“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时”，需赶紧“就禄”（《焚书·卓吾论略》）。

其三，笔者想对樊先生本书的写作观念表达一点小小的异见。书的后记中说：“历史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我讲的是悲剧，即压抑苦闷的一面，并不意味着否定喜剧或欢快愉悦一面的存在。”（第263页）这番话无疑平和圆融，历史是多面的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背景、立场表达不同的看法，但笔者有时困惑的是，某些所谓的“另一个视角”固然是个人的独特感知，它是否脱离历史时空或者历史人物的内心太远甚或背道而驰？“夫子自道”变成了仅仅是自道，却与评说的对象无甚关联，没有贴心的感知，没有同情的理解，不曾对他们的理想信念与英勇行为予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考察，而只据些皮相自说自话，那么这种“凭吊”古人还剩下多少意义？樊先生的解读虽未到如斯程度，但某些文字不无可议之处。譬如说，上文提及樊先生在述说刘基的死因时隐去了病死说，与其说隐去，不如说刘基不能那般死。因为在樊先生看来，刘基出仕是悲剧的开始，被毒死正是必然的结局，如果胡惟庸下毒是受朱元璋的指使，则“刘基的悲剧就更令人唏嘘不已了”（第10页），若是正常死亡，这悲剧性岂不要大打折扣？同样的，在论述宋濂的篇什中，作者虽承认宋氏“至于如何死法，却是有疑问的”（第16页），却对自尽说较为倾心，因为“他的自尽，可以看作对自己侍从生涯的无言否定，令后人百味杂陈”（第17页），换言之，自尽更能显出悲剧的成色，更能展现宦海浮沉的艰难与仕隐的矛盾。论李善长开篇即言“品味仕途险恶中的个人命运”（第21页），仕途险恶，个人命运悲惨是作者的一般认识，也是他考量历史人物与撰著本书的基调。面对士大夫的两难抉择与悲剧命运，他发出的感慨是什么呢？对刘基而言，“他如果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应该听信母亲的劝告，不去投奔朱元璋，那么他的后半生历史就得改写了”（第10页），至于宋濂，“倘若元末明初始终隐居龙门山，以著书自娱，没有日后的显赫，当然也不会有流放至死的下场！”（第18页）谈及郑鄤时又说“如果当年听从文震孟的劝告，他不赴京履任，悲剧也许可以避免”（第147页）。樊先生给出的避免悲剧的办法似乎就是不出仕。

问题是，不出仕可能吗？不可能。从客观的方面说，朱元璋立国创“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科”（《明史·刑法志》），拥有那般盛名的刘基与宋濂如何能够终老林下？从主观方面说，有才略、有抱负的士大夫们如何可以忍受受弃于世而无由一展所长？刘基、宋濂身当乱世，正是大展拳脚、创立不世之功以流芳百世的上佳机会，至若郑鄤，时当家国飘摇之际，尤其不能孑然而去。

说到这，我们不由要质疑他们的命运真的是悲剧吗？或者说以悲剧来慨叹他们合适吗？就他们一生的遭际来看，历经坎坷，且不得善终，确是悲剧无疑，但即使是悲剧也得分值不值得、愿不愿意承受。历史自然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总不免时常要虚妄一番。假使刘基们有了未卜先知的本领，还会不会选择出仕？在樊先生看来似乎不会，但依笔者的看法，纵然有犹豫，也一定会坚持当日的选择。他们的出仕并不是为了所谓的“显赫”，至少不仅仅是显赫，那首先是士大夫的责任与使命，在“道”的驱使下，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虽万死而不悔。于轰轰烈烈却饱受磨难与淡泊宁静却碌碌无为二者间，他们无疑会选择前者。悲剧虽说伴随着刘基们的始终，却也见证了他们的轰轰烈烈，就此而论，悲剧反而平添了他们事功的成色，在伟大、光辉面前可以忽略不计了。为古人的不幸感到惋惜、感伤确属人之常情，但若因此就设想不出仕的种种可能却大可不必，若非一番苦难，哪来的惊心动魄、后世扬名？就连我们这廉价而无用的感慨也没了着落！

刘基们的命运可能是悲剧，但他们在乎的或介意的却未必是悲剧，我们理当记住的也不该是悲剧，而应多瞩目他们面临坎坷命运时的积极进取。对于文人来说，仕隐是矛盾，出仕后在曲直之间选择又是两难，所以才有种种不堪。但是，人世浮沉，本就有诸多困惑与挫折，圆满是很难企及的目标，更何况皆大欢喜？在轰轰烈烈的同时难免伴随着坎坷不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悲剧有时候或许就是成功的代价，在得的同时就需要承受失的代价，自怨自艾似乎大可不必。

当然，追求理想状态是人的本能，我们虽不必对刘基们的所谓“悲剧”太过介怀，但还是应当追求一种更好的方式，于是我们要反思，而反思的视角往往会落在制度上，本书的后记中已提及了这一点。但在此类反思中，我们依然要有所警醒。譬如刘瑜女士曾在博客中发表一篇题为“成圣又如何”的文字，其中说：

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文中还以曾国藩与密尔相比较，以实例说明儒家“成圣”之无用，进而论证道德之无益，需建立现代制度方能圆满。笔者并不否认刘文的某些卓识，但她对曾国藩的评价以及曾与密尔的比较完全是一个去语境化的产物，只是将曾国藩从历史中拉出来，按照现代人的意识进行评判。事实上，今人想要批评古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你的知识更丰富，视野更开阔，但请不要忘记，这是时代所赋予的，并非你有那么出色，不要怀揣过多的、想当然的、自以为是的自信。我们评价古人要多一点宽容，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并带有不可回避的局限，能够超越固然值得推崇，但若不能突破，也不必、不该过多苛责，否则难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之讥。事实上，那些都不能叫作“局限”，每个时代都有局限，即便是当下，若干年后也难保不受后人讥讽，每个人都有其生活的背景与承担的使命，活出自己就是最好的交代，何必奢谈其他？我们的种种反思乃至批评，不是要去揭发古人的弊端、纠正他们的错误，这些一来没有意义，二来也没有道理，根本的目的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可偏有些人，或是目光短浅，或是性格偏执，于未来只会拾人牙慧、背诵教条，却对自己的先民不依不饶，种种的上纲上线。历史的种种教训虽是由每个人体现出来，却不该在个人身上太过纠结，我们更该的是拷问时代。总而言之，历史不是用来取笑的，而当于反思中前行。其次，制度固然重要，却不应轻易否定道德层面的意义，那意味着对具体个人行为的轻视乃至忽略。他们的努力虽不曾开拓出令某些人期待的新貌，却各有其风采，千载而下，每当念及斯人，亦会令人或喜或忧，引发无数感慨，于我们的当下生存亦具备不可或缺的意义。依笔者个人的一管之见，刘女士对于中国传统士人的评价或许正确，却太苛刻、太狭隘。理想是好的，但我们不只为理想活，也不总是活在理想中，更何况，“那”是谁的理想。

作者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高教所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