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前期，一部分学者试图跳出传统礼经学的诠释范畴，企求从“礼时为大”的诠释理念出发，在《仪礼》与民间礼俗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努力沟通礼经与历代民俗礼制之间的密切关联，发掘民俗中“草蛇灰线”式的《礼》经遗制，江西高安朱轼便是其中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学者。作为清代前期经俗互贯派礼学研究的一位代表人物，朱轼从矫正时弊、力崇古道的著述目的出发，在康熙后期费时三年，撰述完成了《仪礼节略》20卷，充分彰显和体现了朱轼本人对于儒家传统礼制日常践履教化功用及其实践价值取向的高度体认。朱轼著述《节略》一书时，特别崇尚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中张扬的礼学发展眼光，并从强调礼文的实用性、可操作性视角出发，反对此前许多学者拘泥于遵循以《仪礼》为代表的古礼规制的传统解经做法，提出“古礼当辨正”对待的观点，推崇“凡礼皆以义起”的学术思想，倡导并积极响应现时代礼制重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與自小戴《礼记》以来的礼学主张可谓一脉相贯，体现出淡化尊经的治礼风格，从而顺应了康熙年间朝廷尊崇和加强礼制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由于朱轼极其关注和重视朱子《家礼》，因而《仪礼节略》在礼目设置和仪文的编排上，与历代专为诠释《仪礼》经文而设的礼经学著作颇为不同，更加重视发覆礼目仪节的明晰度和可操作性，并充分吸纳了陈祥道《礼书图》、聂崇义《三礼图》、朱子《家礼》等著作的礼图诠释成果，将繁文缛节的礼俗规制更加直观化。受当时治学思潮和风气的影响，朱轼同样重视文献搜罗与征引之功效，一方面，《节略》引书旁及晋、唐、宋、明诸礼书，举凡近世儒者论说于礼稍有发明者，辄随所见采入，以求适合；另一方面，又特别讲求文献征引的准确性，所引文献有文辞出入之例，则更订校正之，对当时清廷施行及改革清初的礼制仪俗的举措，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

[关键词]朱轼；《仪礼节略》；著述旨趣；礼经诠释特征

[中图分类号]K8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4-0020-05

有清前期，一小部分学者试图跳出传统礼经学的范畴，企求在《仪礼》与民间礼俗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力图沟通礼经与历代民俗礼制之间的关联，找出民俗中“草蛇灰线”式的《礼》经遗制；在诠释对象的选择上，尤其关注聚焦于《丧服》篇所论“五服”礼制，及其在历代礼俗中的丧制变迁情况；在治学理念上，往往具有“礼时为大”的礼经诠释观念。尽管这些学者的礼经研究并非是当时学术研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对彼时《仪礼》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礼学家（如蔡德晋等人）的礼经学著作甚至也融入了他们主张经俗互贯融通的某些研究要素。这种经俗互贯融通式的《仪礼》研究，有清前期主要以汪琬、徐乾学、朱轼等人为代表，业已跳出单纯狭隘的礼经学研究范畴，更具有礼俗学研究的一些色彩。有鉴于此，本文拟择取江西高安学者的礼经个案研究为例略加剖析，以期彰显和观照这一学派礼经研究的学术风格。

一、朱轼生平及著述概说

朱轼（1665-1736），字若瞻，又字伯苏，号可亭，谥文端，江西高安人。其曾祖父朱崇，曾从师于明代理学家邹守益，颇有造诣。朱轼自幼在“严慎治学”家风的熏陶下，勤奋思索，刻苦攻读，少有“神童”之称，据崔骥《江西乡贤事略·朱轼》载：“家寒素，随父授徒为活；岁饥，三日不举火，几沦于殍，而轼为学且更深刻，气象闲然，人以知其有先天下之忧而后天下之乐之志也。”朱轼是一位历经康、雍、乾三世而“恩宠极人臣之分”的显赫人物，一生秉承“皇权专制加道德教化”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为官之道。康熙三十二年（1693），领解元，举乡试第一，次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始入仕途。由庶吉士改授湖北潜江知县，有惠政，先后任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左都御史。任浙江巡抚时，他刊印颁发了《大戴礼记》《仪礼节略》以及《张子全书》《颜氏家训》《温公家训》等书，使浙江风俗为之一变。雍正时，充圣祖实录总裁。行取授刑部主事，督学陕西。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与怡贤亲王共治畿辅营田水利，蓄泄得宜，溉田六十顷。朱轼其人品性高洁，清代学者洪亮吉曾经称誉说：“公（按：指刘统勋）之前为大学士者，高安文端公朱轼，最著立朝大节，多人所不能及。”[1]乾隆元年（1736），朱氏卒，受赐“文端”之谥。次年归葬故里，乾隆帝御赐“帝师元老”。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二八九、《清史列传》卷一四、张廷玉《文端朱公墓志铭》及朱瀚、朱舲《朱文端公年谱》。

朱轼博学多才，对文史研究有卓著贡献，曾先后被雍正和乾隆帝召充为《圣祖实录》与《世宗实录》总裁，主编有《大清律集解》。乾隆帝在给朱轼的祭词中称“朱轼学术端醇，器资凝厚，早登词苑，蜚声著作之庭”[2]，诗人袁枚在《朱文端公墓下之作》中也称誉其治学“独将经术勷三圣，自起清风播九寰”。其著述较多，他六世孙朱舲集编的《朱文端公文集》就收录序、记、论、书等一百篇。主要作品有《历代循吏传》《历代名臣传》《历代名儒传》（合称《史传三编》），还纂有《孝经》一卷，《春秋钞》十卷，《仪礼节要》二十卷，《校补礼记纂言》三十六卷，重订《校补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吕氏四礼翼》一卷，《周易传义合订》十二卷，《钦定大清律解附例》三十卷图一卷总类六卷，《广惠编》二卷等，至今在我国文史学术界影响甚大，如当时大学士方苞评价其学问时便说：“日晶玉洁，光焰万丈，岂虚誉哉！”

朱轼之所以著述《仪礼节略》一书，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朱轼特别重视礼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化功用，因而平素治学乃好矫正时弊，力崇古道，诚如王叶滋《识语》中所引朱轼本人之言曰：“余甚悯夫世俗之越于礼也，而将以是正之。”[3]朱轼在浙江巡抚任上，曾经增订《家仪》刊而布之，并且刊刻《大戴礼记》等书，致力于礼书的纂辑和推行，莫不与此有关。另一方面，朱轼对于历代礼学之作素有研习，他有感于《仪礼》自不列于学官以来，“习焉而得其解者罕矣”，因而举凡晋、唐、宋、明诸礼书及其近世儒者论说于礼之言，往日读书多注意加以辑录，并折中判定众贤说解之是非，“虽片语单辞，疏櫛必求其当”[4]484，尤其推崇朱熹的礼学研究，对其《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之书极为看重，然而又有感于“其书惟章句是正，使学者知有古礼，而其宜于今与否，固未尝有所论断也。盖朱子于《仪礼》《家礼》皆有望于后人之损益折中”，不利于发挥“寓示俭于示礼之中，所以化民成俗者”（《凡例》语）的教化职能，“故疾革时命门人参酌《仪礼》《书仪》而行，其意可见，而要其定礼之大旨，则不越乎《家礼》之《序》之所云而已矣”[5]480。鉴于这一方面认知，朱轼编著《仪礼节略》一书时，所采取的治学态度非常鲜明：“是书务矫时弊，力崇古道。然古礼有必不可行，近俗有必不可废，斟酌损益，颇废研虑。《曲礼》曰：‘礼从宜。’孔子曰：‘礼之中，又有礼焉。’变而通之，触类而长之，又非是书所得尽矣。”（《凡例》第5条）

考《仪礼节略·凡例》第10条记载：“是书原刻三卷，今增为二十卷。始事丁酉季夏，迄己亥秋而卒业。”[4]485康熙丁酉年，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是书编纂始于是年六月；康熙己亥年，即康熙五十八年（1719），是书于这一年秋季完稿。根据这一条记载来看，朱氏《节略》一书今本二十卷之前，似乎应另外有一个三卷本之书，可惜未能保存下来，无法得见原书概貌。《四库全书总目》云：“是书别有一本，仅三卷，乃轼之初稿。此本成于康熙己亥，盖其后来定本云。”[6]今所见该书最早刻本为康熙、乾隆间刻朱文端公藏书本据吴隆元《序》文“今大中丞朱可亭先生抚浙之明年，刊其所著《仪礼节略》二十卷行世”一语，可知此本刊刻始于朱氏担任浙江巡抚的第二年，即康熙五十八年（1719）。至于是书刻成时间，目前尚未见到明确文献记载。，书首有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黄利通《序》文，五十八年十二月吴隆元《序》文，以及雍正五年丁未（1727）李卫《序》文，继之又附有朱氏弟子王叶滋《识语》一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即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此刻本影印而成。

全书最后三卷为相关礼图的编制，系朱轼弟子王叶滋所绘制。朱轼曾经与其弟子王叶滋言曰：“今书已告竣，未暇为图，然图不可以已不者，无能共晓，奈何？”有鉴于此一状况，王叶滋“乃作而对曰：‘昔紫阳授《仪礼》于信斋杨氏，而杨氏为之图。滋也非曰能之，愿学信斋，可乎？’”在征得朱轼同意之后，王叶滋“遂蒐辑斋中群书，得陈氏《礼书图》、聂氏《三礼图》，合以《仪礼》《家礼》诸图，参订互考，绘为若干帙”。诸图绘制完成以后，王叶滋将诸图质之于朱轼，朱轼乃在其基础上，“删其复者疑者若干，存图一百有奇，为卷三”[3]。

二、著述诠释特点

作为一位经俗互贯派礼学研究者，朱轼虽然重视继承和张扬朱熹的礼学成果，但他编著《节略》之时，也存在有别于朱熹《仪礼》学研究的一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问学方式与《仪礼》诠释特点。概而言之，可以从如下数方面加以考见：

首先，从《节略》一书与朱熹问学的关联性方面来看。朱熹在《仪礼》学方面的研究，最为密切关联者，系《仪礼经传通解》和《朱子家礼》二书，其中后者是其主讲纲常伦理、礼节礼仪之书，分别为通礼、冠礼、昏礼、丧礼和祭礼五卷，主要着眼于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更具礼俗学的著述色彩，实用性极强。而朱轼著述《节略》一书时，“以朱子《家礼》为纲，旁及晋、唐、宋、明诸礼书；其近世儒者论说于礼少有发明，辄随所见采入。至折中聚讼，以求适合，则必以十七篇为正鹄焉。”（《凡例》第1条）所以吴隆元在给该书所作《序》文中指出，《节略》“盖合朱子二书而折其中者”，同时又评议是书说：“其权衡诸礼，皆与朱子略浮文务本实之意吻合，寓示俭于示礼之中，所以化民成俗者至矣。”[5]480-481另外，李卫给《节略》一书所撰《序》文亦云：“大旨本于朱子，旁采历朝兼稽近代凡于礼有发明者，荟萃极博，审择极精。其中仪文之详晰，器数之综核，证据之明确，论议之微妙，靡弗归于至当。可以见之躬行，是真足以集先儒之成而合‘于时为大’之旨矣。”[7]其云是书“大旨本于朱子”“可以见之躬行”“合‘于时为大’之旨”，等等，可谓一语中的，切合朱轼著述《节略》之本意。

朱轼治礼，特别崇尚朱子礼学的发展眼光，反对拘泥于遵循以《仪礼》为代表的古礼规制，为此，他在《节略》中多有此类论调之言，如卷十《附论》“古礼当辨正”条下申云：“古道之不复，悖礼者为之，亦泥礼者为之也。腐儒拘牵文义，动云师古，于古人制礼之意茫然莫辨，至有以手足并行为匍匐救丧者，此与于悖礼之甚矣。况《士丧》《既夕》半由后儒补缀，未必尽合先王之道，如废床寝地、楔齿缀足，何其忍也；塗殡鱼腊重木之制，又近于迂；明器方相，以及棺饰丧车，抑何易欤？又有经无明文，后人附会穿凿，渐失礼意者，可不辨与？”[4]745明显表露出对于礼制重构的积极性，顺应了康熙年间朝廷尊崇和加强礼制文化建设的需要。后来四库馆臣撰修《四库总目》时，对朱轼的这一治礼治学取向，亦给予了客观的评述：“大旨以朱子《家礼》为主，杂采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意盖欲权衡于今古之间，故于今礼多所纠正，于古礼亦多所变通。然如《士相见》《乡饮酒》二篇，朱子以为今不可行，盖通儒明晰事势之言。轼事事遵朱子，唯此条所见与朱子相左，必欲复之。然其说迄不可行，则终以朱子为是也。”四库馆臣所云“于今礼多所纠正，于古礼亦多所变通”，正是对朱轼延续和发展朱子《家礼》的准确诠释与解读。

其次，从《节略》一书的著述体例和礼目设置情况来看。如《凡例》所言，“以朱子《家礼》为纲”。“是编分《冠》《昏》《丧》《祭》四大纲。而《冠礼》后附以《学义》，《昏礼》后附以《士相见》《乡饮酒》，於丧、祭二礼尤详。”[6]从卷一开始，依次设立冠礼、学义、昏礼、昏义、士相见、乡饮酒、丧礼、祭礼等类目，每一类若干卷不等。值得关注的是，朱轼特别重视“礼”与“义”的关系发覆，如卷三列“昏礼”，卷四则列“昏义”一目；卷五并列“士相见礼”与“士相见义”，卷六并列“乡饮酒礼”与“乡饮酒义”；卷十六、卷十七则先论列祭礼之仪，后附“祭义”之文。如此突出强调“礼”与“义”的匹配关系和礼义发覆，在彰显出朱轼本人的“凡禮皆以义起”思想，与自小戴《礼记》以来的礼学主张可谓一脉相贯。另外，在某些卷次仪文部分之后，朱轼又附列《余论》和《附论》两个部分，如卷一《冠礼》、卷三《昏礼》、卷十《丧礼》、卷十四《丧礼》“丧服”目等之后皆如此；至于卷十三《丧礼》之末仅列《余论》而无《附论》。根据《节略·凡例》第6条的解释：“是书既逐条辨晰，更掇拾先儒时贤语为《余论》。余者，正条所未尽也。《附论》则一知半解，聊质之当代之学古者议礼云乎哉。”可见，这两部分乃讨论补足、发覆仪节部分所未完备明晰之处，是对前一部分的补充，但着眼点却略有差异。

另外，《节略》卷十八迄卷二十为绘制之礼图部分，系朱轼在吸纳陈祥道《礼书图》、聂崇义《三礼图》等礼图诠释成果的基础上，又合以《仪礼》、朱子《家礼》诸图，参订互考而成，主要包括《冠礼图》《学义杂图》《昏礼图》《士相见礼图》《乡饮酒礼图》《仪礼丧礼图》《家礼丧礼图》《仪礼服制图》《今服制图》《仪礼五服图》《家礼五服图》《家礼衰服图》《家礼衰絰图》《家礼衰裳图》《家礼齐絰图》《家礼服制图》《古庙制图》《家礼祠堂图》《家礼祭礼图》《古祭器图》《古今牲体图》《乡射祭礼图》等二十二个类别的礼图内容，每一类别下各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绘制礼图若干幅。这些礼图的类别颇广，从礼图的类别与内容角度划分，既有仪节图，也有器物图和服制类表解图；从礼图的来源角度划分，既有体现《仪礼》繁文缛节的古代礼制图，也有体现朱子《家礼》俗礼规制的礼制图。

复次，从《节略》诸礼目的行文重点情况来看。朱轼《节略》一书的礼目设置，并非专为诠释《仪礼》经文而设。他从礼文的实用性、可操作性角度出发，特别重视发覆礼目仪节的明晰度和操作性，以卷一《冠礼》部分为例，相继讨论了男子加冠和女子加笄的仪节情况。是书于男子加冠篇幅部分，依次辑录相关文献论及冠期、择日、合用之人、合用之物、祝文、戒宾、宿宾、陈设、迎宾、三加、醮礼、宾字冠者、宾出就次、冠者见于尊长、礼宾，等等。其所叙仪节，大致依照行礼先后次第，设置行礼细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节略》一书“於丧、祭二礼尤详”。以《丧礼》一目为例，篇幅占全书20卷中之卷七迄卷十五，凡九卷，比重加极。这其中，卷七至卷九为“丧仪”部分，卷十为“余论”和“附论”部分，卷十一至卷十三为“丧期”部分（后又附“心丧”“追服”“余论”），卷十四包括“丧服”“余论”和“附论”三个部分，卷十五为“丧具”部分，总地说来，涉及“丧仪”“丧期”“丧具”三个方面的具体礼制情况，极为具体细致。根据《凡例》第8条所说：“《丧期》《服具》，友人王带存所述，其所未详，更汇辑群论，附以己意，庶读者无憾焉。”王带存，乃是湖北竟陵（今天门市）人，长于古代丧礼研究。《凡例》中所言“更汇辑群论”，主要指是书卷十四“余论”部分，之所以增加这一部分内容，是因为“带存所纂《丧服制》，主郑、贾《注疏》，参以文庄《仪节》，于正经靡所牴牾，而礼意尚少发明”[4]88的缘故。

续次，从《节略》诸礼类细目之下所搜罗的文献情况来看，朱轼不仅将《仪礼》经文的相关文句分解开来，同时也重视相关学者的礼制文献，如杜佑《通典》、丘文庄《仪节》、徐乾学《读礼通考》与王带存《丧服制》等文献的诠释成果，将其合理地纳入《节略》一书当中来。关于这一方面情况，《节略·凡例》之中颇有交代，如其中第2条云：“丘文庄《仪节》敷衍明晰，间有舛误及详略未适，悉为增损辨正，惟祭仪烦多，概置不录。”按：丘文庄，即琼州琼台（今属海南）学者丘濬（1418-1495），字仲深，号深庵、玉峰，别号海山老人，学识渊博，是明代著名政治家、理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又如《凡例》第9条称：“《仪礼》《礼记》言丧事几半，而诸家之论亦较他礼为详，盖送死大事，古人慎之又慎，亦辨之又辨也。是篇采录颇众，悉本健庵《读礼通考》。”凡此诸条，足证朱轼对于各类礼制文献和相关成果搜罗之宏富。而且，由于成书于徐乾学《读礼通考》一书之后，《节略》在礼俗文献的援引方面，多为徐氏《通考》所未采辑录入的礼俗之作，起到了很好的补充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朱轼在搜罗征引文献方面，特别讲求文献征引的准确性，所引文献有文辞出入之例，则更订校正之，如其书《凡例》第3条就说：“杜佑《通典》竖议明辨，他书弗及，悉无善本，鲁鱼亥豕，多不可句，篇中所引，未敢意为更定，仍之以俟校正。”可见，朱轼在援引文献方面，态度极为审慎与严谨。

继之，从所征引文献的补充诠释情况来看。朱轼《节略》一书的文献诠释，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援引与诠释文句密切相关的历代前贤学者已有训释成果，如郑《注》、贾《疏》、孔《疏》、杨复《仪礼图》、吴澄《考注》、万斯大《仪礼商》一类，等等；二是加附“轼按”二字的朱轼本人诠释，这一类注语大多说明与仪节、礼义相关的诠释话题，讨论俗礼当中的礼制得失及其所宜应对的态度与举措，极少涉及文句之中字词的具体含义。例如，朱轼在论及丧服的“冠制”情况时，先援引丘氏《补仪节》之文，后又加附按语诠释云：“轼按：丧冠无梁，丘氏考究未详”“世俗齐衰以下冠武，往往背纸为材，用布裹之，别以布为缨，非《仪礼》条属之制，不可用”[4]79。从中亦可以看出，这种诠释性研究，与朱轼对施行及改革清初的礼制仪俗的关注与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通过上述诸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出，朱轼《节略》中体现出来的淡化尊经的治礼风格，及其对朱子《家礼》的关注和重视，最能体现朱轼本人对礼践履的有关思想和实践取向，在某种程度上说，朱轼的文学主张和礼学实践，与清初学者陆世仪颇为相类似。如陆氏曾说：“礼必有提纲、必有仪节、必有图说、必有疏义，四者备而后可以为礼书。盖有提纲，则便于记诵；有仪节，则便于演习；图说备，则按纸可识其文；疏义明，则开卷即通其旨。凡辑礼书，决当以此为准。”[8]314从此认知出发，陆氏并著有《宗祭礼》一书实践自己的礼学主张，“予自庚辰，即为《陆氏宗祭礼》四卷，一提纲，一疏义，一仪节，一图说，具备衍前义，欲会五服行此礼”[8]86。将朱轼《节略》的著述体例与陆氏《宗祭礼》一书相对照，陆氏“一提纲，一疏义，一仪节，一图说”的治学方式，在《节略》中亦表现得极为突出明显，治学风格可谓极为相近。

总之，作为一名经俗互贯派学者，朱轼在著述《节略》一书时，其治学着眼点与徐乾学著述《读礼通考》之作恰好相反，尽管二者都试图融礼经学与礼俗学研究于一炉：徐氏《通考》乃是融礼俗学于礼经学研究之中，礼经学研究的色彩更为浓烈；朱轼《节略》则不然，更多具有礼俗学的治学色彩，强调融礼經学于礼俗学研究之中，《仪礼》、《礼记》等一批古代礼制典籍，并不是朱轼所要诠释考察的重点，而且借壳生蛋，试图重建朱轼心目中的民间礼制，迎合与适应当时社会官方倡导的礼制重构愿望。

[参 考 文 献]

[1] 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书刘文正遗事[M]//更生斋文甲集·卷四.洪亮吉全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1030.

[2] 御祭太傅朱轼文[M]//高安县志·卷首，清同治间刻本：5.

[3] 王业滋.识语[M]//仪礼节略·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484.

[4] 朱轼.仪礼节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0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7.

[5] 吴隆元.仪礼节略序[M]//仪礼节略·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6] 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7：322.

[7] 李卫.仪礼节略序[M]//仪礼节略·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482.

[8]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崔家善〕